《新京报》 曹晓波 文/摄

　　2005年的一次测谎之后，杜强、李晋飞、向东、蔡见顺四人就再也回不到原先的生活，当时他们被认定涉及河南南阳市南召县的4起入室抢劫杀人案。

　　4人在一审时被定罪：3人死刑，1人获刑7年。4年后，因证据不足，南阳市检察院在发回重审阶段撤回起诉，4人从看守所释放，接着被南召县警方监视居住6个月。因侦查无进展，警方解除监视居住。

　　虽然走出了高墙恢复自由身，但杜强等4人一直没拿到警方的终止侦查决定书，让他们难以对被多年羁押的经历申请国家赔偿，更苦恼“嫌犯”与“清白者”之间的摇摆身份。

　　1月27日，44岁的李晋飞接到法官的短信。法官告诉他，他和杜强、向东的国家赔偿申请在1月20日已经立案了。

　　从2005年底被抓，到2007年被判死刑，再到2011年被释放，他们三人经历了别人难以想象的人生。

　　而在1月26日，杜强三人的“同案犯”蔡见顺的国家赔偿申请，也在南阳中级人民法院获立案。

　　“命案必破”与测谎

　　这几起案子，说的是1998到2002年四年间，南阳市南召县发生了4起恶性入室抢劫案件，致6人死亡。

　　前两起发生在国营河南红宇机械厂（以下简称红宇厂），1998年1月12日，三车间职工宋爱国、赵明茹夫妇被杀，抢走12000元现金。两年后，三车间另一职工王菲被杀。

　　原本沉寂的案子，在2005年重掀波澜。公开资料显示，从2005年起，河南全省开展“命案侦破攻坚战”，南阳市因现行命案破案率偏低，被省公安厅“黄牌”警告。南召县公安局也在当年的“夏季打防攻势”考核中垫底，被省厅通报批评，并责令整改，否则将对“一把手”予以免职。

　　南召县公安局于是成立了15人的专案组调查此案。警方分析，“极有可能与红宇厂内部人员有关，系熟人作案”。最终，锁定了重点嫌疑人11人，红宇厂职工时年33岁的李晋飞（在岗）、35岁的杜强（下岗）、30岁的向东（下岗）均在其中。

　　随后，在2005年12月22日，这11名重点嫌疑人被厂里安排的面包车，送到了南召县公安局安排好的宾馆测谎。

　　根据笔录显示，李晋飞被“测谎”成嫌疑人后，最开始称：“我没有干。”讯问人称“你要相信科学，不要抱侥幸心理”。

　　“测谎5分钟后，让我蹲在地上，呵斥我老实点，坦白从宽。”李晋飞回忆，他测谎过后就遭到刑讯逼供，打得实在受不了，3天后按照公安的要求，供述了伙同杜强、向东等人参与了5起系列案件。

　　除了上述两起，还包括：2000年11月11日，南召县皇路店街上做生意的郑义军和程广玲被杀害，15000元被抢。2002年9月19日，云阳镇的胡金海被害；23日，皇后乡的景长发被害。

　　河南豫龙律师事务所律师付建认为，据相关司法解释，测谎结果不属于刑事诉讼中的证据，不能作为证据来进行使用。

　　2006年3月，天冷，刮着风，地上还有雪，4人头戴薄纱被押着上街游行。

　　红宇厂打上了“南召公安局神勇无比，为民除害”的标语，放了许多鞭炮，有人往他们身上扔石块、雪球，甚至有人想冲进来打他们。

　　刑讯疑云

　　李晋飞说，在看守所要顺着警察的意思，案情都得像背课文一样背下来，否则就挨打。

　　杜强被抓后，家属找到中牟县律师崔景明代理该案，崔景明多次要求会见当事人和阅卷，均被拒绝。

　　在2006年10月13日，案件移送至南阳市检察院审查起诉，律师才得以阅卷，一尺高的卷宗，只给看了其中一本，也不能复印。直到判了死刑之后，上诉到河南省高院，律师才将全部卷宗复印出来。

　　崔景明说，让他下决心代理这起案件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被告人的决心。杜强最后求崔景明办一件事，帮他申请站着被枪毙，因为跪着意味着认罪，“就算是把腿打骨折也不跪”。

　　崔景明始终做无罪辩护。他说，所有案件不仅没有指纹、血迹鉴定、毛发、足印等，犯罪嫌疑人之间的供述矛盾，犯罪嫌疑人与目击者之间的供述也不一致，“构不成完整的证据体系”。

　　南召县公安局只带着杜强指认了三起凶杀案现场，李晋飞、向东没有去指认。

　　此外，辩护律师还注意到疑为刑讯逼供的细节。卷宗笔录显示，杜强、李晋飞、向东在案件移送到检察院之后，均提出遭到刑讯逼供。

　　“在里面，要顺着他们的意思，案情要跟小孩背课文一样背下来。”李晋飞说。他的脚被打肿了，上厕所，摔到了厕坑上，头上留下一条伤疤。

　　杜强称，身上三处伤都是在公安局审讯时留下的。杜强撩开衣服，背部一个碗口大的伤疤，呈白色，中间毛细孔变粗，嵌入黑点，皮肤摸上去发硬。“伤是用煤球烫的，半年后才结痂。”

　　杜强的左耳耳廓鼓出，与右耳不对称，“是用皮鞋打的”。他的脚踝异常凸起，变形。杜强说：“这是用木棍敲的，能听到骨头的脆响，当时肿得馒头大，一摁上去一个坑。”

　　杜强的律师崔景明，李晋飞的律师王爱学向记者证实，在会见时曾看到杜强背部有伤、耳朵化脓，李晋飞头上有伤未愈。

　　针对刑讯逼供的说法，南召警方办案人员曾回应当地媒体报道时称“时间长，已记不清楚”。

　　“死刑犯”

　　杜强被判死刑后，最怕见到法警来提人，总觉得自己也会被提走枪毙。

　　杜强回忆，第一次关于刑事部分的开庭，一个上午就开完了。

　　通过审判书来看，法院对当事人辩解，以及辩护律师的意见没采纳，也没有描述没采纳的原因。

　　2007年5月，法官在看守所内的操场上，宣读了一审判决：杜强、李晋飞、向东死刑，蔡见顺有期徒刑7年。

　　此外，一审法院只认定了检察院起诉的5起命案中的4起，未被认定的是红宇厂王菲被害一案。对于为何没有认定，判决书未做说明。然而在讯问笔录中，李晋飞“详细交代”了他和三分厂职工张红军一道作案的过程。当地警方核实，张红军于2005年7月5日赴日研修（务工）。

　　杜强记得，当时一出操场就看到三副脚镣摆在地上了，“多条人命，唯一的结果就是死刑”。

　　他在看守所买了两本书，《刑法》和《刑事诉讼法》，没事的时候就翻翻。

　　每当看见法警进来提人，杜强就觉得浑身发紧，因为他知道可能有人要被枪毙了。

　　无聊的时候，他写打油诗，抒发冤情，贴在墙上，往往被狱友嘲笑。在看守所，没人相信杜强是无辜的。

　　他和李晋飞都偷偷写遭遇经过，藏在军绿色的被套里，这种文书，被管教看到要没收。杜强写了三四遍，15页纸，让律师带回去。李晋飞打了10遍草稿，写好了14页，释放那天才带了出来。

　　在看守所里，李晋飞经常半夜哭喊，狱友们以此拿他调侃。

　　每进来一个“有文化的人”，向东都会把判决书拿出来，请他们分析，出出主意。

　　在2007年，他们也曾从电视上获知，国家已经把死刑复核权收回到最高法了，一度燃起一丝希望。

　　“悄悄”释放

　　2008年4月，河南省高院对该案进行二审，认定该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撤销了南阳中院一审判决，并发回重审。

　　数月后，南阳市人民检察院以“事实、证据有变化，需要补充侦查”为由撤回起诉，2010年4月23日，检方正式撤回起诉，随后将案件退回南召县公安局。

　　2011年6月14日，南召县看守所为李晋飞等人开具了释放证明。南召县公安局并在同日办理了监视居住。

　　至此，他们已被羁押了5年多。

　　公安人员将李晋飞、杜强送到了家门口，向东则自己坐班车回到南阳老家。

　　回想释放当天，李晋飞说，下了车，阳光晃眼，“皮肤白得跟白血病人似的”，他的头发长而蓬松，看到的邻居都吓跑了，“以为枪毙的人回来了”。

　　直到现在，只要提到看守所的遭遇，李晋飞的泪腺自动打开，眼泪不听使唤流下，在接受记者采访的5个小时里，他的眼泪几乎没断过。他的家人说，他落下了半夜呼喊的病根，每次都把一家人吵醒。

　　杜强找过很多工作，第一个工作是做电焊防盗门，干了3天就被辞退了，最长的工作干了一个月。

　　向东是小儿麻痹症患者，从小走路一跛一瘸，如今，因为在看守所活动有限，他的右腿病情加重，走路身体前后摆动。

　　杜强、向东都离了婚，李晋飞的未婚妻也嫁人了。释放后，他们的婚事都不顺利，杜强和向东“勉强”找到对象，李晋飞至今未婚，“一听你是杀人犯，就再也不见面”。

　　“疑罪从挂”？

　　2011年12月15日，警方对他们的监视居住自动解除。

　　杜强、李晋飞、向东，以为自己离开了看守所，解除监视居住，行动自由了，就说明是清白的。然而，当他申请国家赔偿时处处受阻，才发现“自己说了没用”。

　　是清白的，还是嫌犯？他们几个搞不清楚自己的身份。找当年的检方公诉人，对方让他们找法院，法院又推给公安局。

　　在南召公安局，他们找到当年办案负责人李瑞刚讨要终止侦查决定书，杜强质问“这个案子让我们背一辈子吗”，和李瑞刚在办公室吵架，两人互相拍桌子。

　　而李瑞刚，已经从刑警大队长升为局党委委员、云阳公安局长了。

　　杜强表示，在2012年，南阳县公安局局长曾给过他和李晋飞各5万元，作为生活救济款，向东则分文未取。

　　为了申请国家赔偿，还清白的身份，杜强、李晋飞等人为此找各大国家机关跑了300多次，车票装了整整一袋。

　　2016年1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刑事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有关情况，该解释在今年1月1日正式实施。

　　2016年1月26日，南阳中院官网上挂出了关于杜强等3人申请国家赔偿在1月20日获立案的消息，而一直不愿接受采访的蔡见顺，其国家赔偿申请也于1月25日获立案。

　　南阳中院宣传处长赵晖表示，虽然立案了，但法院要审查手续是不是合法，还要查看卷宗，主持召开听证会，决定赔不赔。

　　“即便拿到国家赔偿也不高兴，买不回6年的时光，挽不回一个家庭。”杜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