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特派记者 许梅

　　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怎样更好发挥社区居委会这个“大管家”的功能和作用？如何完善社会信用体系？……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围绕着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这个话题，浙江团的代表委员们各自亮出了鲜明观点。

　　呼吁加快修订完善《城市居委会组织法》

　　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落脚点在基层。对于基层社会治理的创新，全国人大代表、奉化萧王庙街道滕头村党委书记傅企平深有感触。

　　“一个社区，不仅要管着治安、卫生、计生、就业等问题，还要操心社区禁毒、社区矫正、流动人口管理、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等，就像是居民生活的‘大管家’。”傅企平说，随着城市化发展，撤村建居、新型城镇化的步伐持续迈进，越来越多的人从乡村进入城市，如今，一个居民委员会平均管辖人口已突破万人，城市居民自治和社区建设都面临不少问题。“以宁波为例，这些年来，通过努力已经初步实现了社区社会组织为补充、驻区单位密切配合、社区居民广泛参与的城市社区治理基本架构，但这些还远远不够。”

　　傅企平觉得，《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已明显滞后。“这部法从1990年起实施，至今已有近30年。城市在不断扩大，人们的诉求日趋多元化，政府在逐渐转型，越来越多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下放到了社区，社区居委会在功能定位、资源整合、运行机制等各方面，都迫切需要通过法律的修订和完善，进一步创新最基层的社会治理。”傅企平说，“比如，对如今城市里的社区居委会，该怎样进行定义和职能定位，基层政府或派出机构和社区居委会的职责关系是怎样的，各自的权力边界在哪里，社区居委会（村委会）有哪些法定义务和协助义务，是不是也可以有一张目录清单？另外，如何理顺社区党组织、居委会、社区服务站这‘三驾马车’的关系，怎样培育社会组织，并让社会组织更好地参与社会治理等，都需要解答。”

　　傅企平说，他注意到，2011年民政部就启动了《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的修订工作，但至今尚未完成，“希望全国人大常委会抓紧对这部法进行修订完善”。

　　建议完善社会信用体系可地方先行先试

　　“今年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在提到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时，特别提出要完善社会信用体系。”全国政协委员、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黄廉熙说，她今年恰好也关注到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问题，还专门准备了一份建议。

　　黄廉熙说，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是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重要手段，也是当前供给侧改革的要求。此前，国务院对“十三五”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已有部署，但目前我国的社会信用系统建设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很大差距。“现在老百姓最担心的生产安全、食品药品安全，还有‘老赖’、商业欺诈、制假售假、偷逃骗税等不诚信、不文明现象，都是信用的缺失，所以也要供给侧改革。”

　　“企业和公民个人信用信息散布在各个行政管理部门和系统中，要把这些散落的资源集中统一，整合到一个公共平台，确实很难。”黄廉熙说，这需要强大的组织协调和统筹保障。当前，国家层面已成立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部际联席会议制度，怎样贯彻落实下去，还需要加大督促、指导力度，建立健全从中央到地方的工作体系。

　　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建立统一完善的社会信用标准系统是重要基础。黄廉熙建议，结合当前已出台的《征信业管理条例》等信用体系建设的规章和标准以及国务院已批复的《法人和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制度建设总体方案》，可以充分发挥各行业主管部门、相关协会的作用，在安全生产、食品安全等领域制定相应的行业及从业人员的信用标准、执行规范，提高社会征信系统的覆盖面。

　　另外，黄廉熙还建议加快推进行业间信用信息互联互通，在确保企业和个人信息安全和隐私安全的前提下，运用互联网思维和大数据理念、技术、资源，建立守信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机制，“可以在全国选择部分基础条件较好的地区先行先试试点，国家与地区联动，为全国推广积累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