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陈岚 通讯员 朱利

　　18岁的张胜在两年前随着打工的父母来到浙江嘉善，作为家里的独子，刚刚长大成人的他找了一份工作，期待着能为父母承担一点养家的责任。

　　可谁曾想，就在几个月前，他在一次并不严重的“胃部不适”就诊后，竟然撒手人寰。之后的几个月里，夫妻俩四处奔走，要为儿子的死，讨一个说法。

　　独子客死异乡 青春定格在18岁

　　张晓明是四川人，2014年，他带着妻子、独生儿子来到浙江嘉善打工。

　　去年12月17日上午，儿子张胜突然觉得胃部不适，张晓明夫妇就带着他一起来到附近的医院看病。

　　接诊医生让张胜做了血常规、电解质、肝功能的化验检查，同时拍了胸片、做了心电图，从8点半一直忙活到11点。根据检查结果，医生认为张胜有肝功能异常、心跳过快和肺纹理增生的病症，给他开了保肝护肝和降心跳的口服药。张胜拿到药后，便随父母一起回家了。

　　随后的中饭和晚饭，张胜像往常一样吃着，并没有任何异样，甚至表示吃过药后身体已经比之前舒服了很多，张晓明夫妇也是松了口气，晚饭过后便安心地睡下了。

　　第二天清晨6点多，张晓明起床来到儿子床前，想询问儿子身体状况。可是儿子已经没有了意识，张晓明顿时感觉脊背一阵发凉，他赶紧叫车将儿子送到县人民医院抢救。

　　但是，死神并未因此放手，张胜的青春永远定格在了18岁。

　　平时生龙活虎的孩子，说没就没了，夫妇俩悲痛欲绝。思前想后，张晓明始终不明白一个小小的“胃疼”，怎么至于一夜丧命呢？为了搞清楚儿子的死因，他作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向有关部门申请对儿子的遗体进行尸检。

　　结果出人意料。尸检报告显示，儿子患有先天性房间隔缺损的心脏病，而他的死因是心肌梗死，此外还有多脏器的广泛性出血。

　　此后，张晓明找了不少专业人士，忍着心中的痛无数次重复儿子在医院的就诊过程和医生的诊断结论，最终，他认定儿子的死不是意外，而是医生漏诊误诊所致。

　　夫妇俩找到医院讨要说法，院方的态度很坚决：医生没有过失，更不存在过错。

　　“黄金搭档”雪中送炭

　　专业分析阐明情理

　　为打破僵局，调解员决定将双方分开进行调解。

　　调解员先做院方的工作，“主治医生配给患者的酒石酸美托洛尔片是降心率的药，心脏功能不全者是慎用的。医生在患者心率明显过速的情况下，没有考虑心脏可能存在的病患，也没有建议做进一步检查，在这一点上肯定是有疏忽。”

　　家属这边，调解员于情于理展开分析。“尸检报告已经明确，你们的孩子的确是因为自身的突发疾病死亡。医院虽然有过失，但不可能负全责，况且，即便医院负全责，赔偿金额也没有80万元。”

　　家属方一听这话，马上急了，要求调解员当场核算具体的赔偿数额，并提出了误工费、交通费、医疗费等一系列费用。调解员耐心地逐项向他们做出解释，告知其哪些款项在法律上能够得到支持，哪些不能。按照2015年浙江省人身损害赔偿标准，调解员计算出了在医院全责的情况下，应给予的赔偿金额是46.5万元。

　　“根据我们的经验分析，这起纠纷中，医院应该要承担次要责任。”调解员包珍珍告诉死者家属，“通常来说，次要责任的赔偿比例在30%-40%之间。考虑到你们家庭的情况，我们会尽力在这个范围内，给你们争取到相对高的赔偿。”

　　同时，调解员也告知家属，可以考虑做医疗损害鉴定，这样得到的责任比例认定更加严谨。“孩子先天性疾病早已存在，误服药物只是一个导火线，并不是致死的直接原因，想要院方承担主要责任比较困难。如果你们决定做这个鉴定，我们可以等结果下来再谈赔偿的问题。”

　　家属们正在考虑，一旁一直沉默不语的死者母亲开口了：“我想赶紧解决这件事情，实在不想再拖了。”

　　经过调解员们再三努力，双方终于答应以主次责任划分该起纠纷，并由医院承担40%的赔偿责任。最终调解协议约定，医院一方赔偿张晓明夫妇18万元。

　　无奈之下，张晓明夫妻俩找到了嘉善县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以下简称医调委），想让“老娘舅”出马给评个理。

　　医调委的三位专职调解员可谓“黄金搭档”。调解员包珍珍退休前曾是县法院民庭庭长，调解员万全金退休前曾担任县第二人民医院院长，拥有几十年的临床经验，而调解员梅洪雨曾是县司法局局长，之后在县法院副院长的岗位退休。

　　了解夫妻俩的遭遇后，调解员们马上联系医院方面听取意见，医方还是坚持认为自己没有过错。调查过程中，调解员意外得知，这家医院没有参加嘉善县的医疗责任保险。这意味着，这家医院的医患纠纷，不在县医调委的受理范围之内。

　　为了帮助这对可怜的夫妇，医调委将这个情况汇报给了县司法局。经相关科室会商，决定采取联合调解的方式受理该起纠纷。

　　2016年3月21日，嘉善县联合人民调解委员会正式立案受理这起纠纷。医调委的三位“黄金搭档”作为专家顾问，“加盟”调解。总共五名调解员的团队，可谓阵容强大。

　　调解开始，死者的阿姨李某作为患方代表陈述了观点。

　　“当时我外甥的心电图显示心跳都140多了，医生却没有看出问题来；既没有详细地告知家长孩子的病情，也没有关照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正是医生的疏忽，才导致我外甥心脏病发猝死的。我们要求80万元的赔偿。另外，这个医生在退休前是内分泌科的，心脏的问题，到底有没有资质看都是个问题。”

　　院方负责人接着发言，态度很强势，他声称自己是心胸外科的专家，对患者家属说：“我说的内容，你们认可就说yes，不认可就说no。”

　　听到这里，调解员忍不住插话：“医患双方是平等的，请医院方面注意自己的态度。”

　　院方代表接着说：“主治医生是内科医生，虽然主攻内分泌方向，但在小医院不会划分的那么细致，资质没有问题。主治医生采取的一系列诊疗措施都没有问题，患者的死亡是其本身的问题，与医院无关。我们愿出于人道主义补偿死者家属10万元。”

　　死者家属追问，心电图显示异常的情况下，为什么医生不做进一步检查？院方则表示，先天性心脏病无法通过一次初诊和普通心电图确诊，必须做心脏造影才能确认，但当时死者表现得并无特别异常，为避免过度医疗，医生一般都不会选择给其做心脏造影。

　　双方唇枪舌剑，调解并无进展。

　　妙手回春固可敬 耐心细致更要紧

　　一个养育了18年的独子，最终换来18万元的死亡赔偿金，这真是一个让人唏嘘的故事。

　　本案的焦点在于医患责任的划分。死者患有的“先天性房间隔缺损”心脏病，在临床上的症状并不明显，的确可能存在患者自身没有察觉的情况。医生在做一系列检查后，未及时意识到患者可能存在心脏方面的疾病，贸然开药，与患者因心肌梗死猝死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因果关系，但并不是主要的致死原因，因此，在责任分摊上承担次责。

　　调解过程中，我们计算出即便是医院全责，死亡赔偿金的总数是46.5万元。这个数字与家属的心理预期差距比较大。主要原因在于，这起纠纷中的死者没有未成年的子女，其父母也正值壮年。根据浙江省人身损害赔偿标准，他的死亡赔偿金中就没有“被抚养人生活费”这一项。

　　医患纠纷中，患者作为普通病人，很难准确认知自身的疾病。医生应在施诊过程中细心观察、耐心询问、准确诊断，才能真正达到救死扶伤的目的。

　　（文中当事人除调解员外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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