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名制不应该仅限于为落实国家法律法规把用户信息登记之后就一劳永逸，而是应该成为一个起点，由此让相关部门进一步落实各自职能，更好地为用户服务。

　　子长

　　随着贵州、吉林、浙江等地陆续祭出“停机令”，电话实名制这一次看似动起了真格。今年5月，工信部就“进一步做好电话用户真实身份信息登记工作”下发通知，明确各基础电信企业要确保在2016年12月31日前本企业全部电话用户实名率达到95%以上，2017年6月30日前全部电话用户实现实名登记，即人们所说的“史上最严实名制”。“停机令”是落实通知的最直接体现，但就过往经验来看，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出了第一步”。

　　对不时遭受诈骗电话、垃圾信息骚扰的守法用户而言，实名制被寄予了很高的期待，不过稍加梳理就会发现，其离人们的想象还有一段距离。从2012年公布的《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到今年1月1日实施的《反恐怖主义法》，实名制五次三番被强调，但相关统计却显示，仅去年全国电信诈骗发案就达到59.9万起，同比上升32.5%。

　　必须承认，即便落实了实名制也未必能从根本上消除电信诈骗，但终归可以提高不法分子的犯罪成本，更有利于公安、银行等部门的事后联合追查。然而，深究电信诈骗在电信端的缘由，可以发现根源往往不在普通用户，而是那些“400”开头的企业通信服务号，或者是显示为170、171号段的虚拟运营商。对此，运营商们往往以《电信条例》中通信自由和秘密受法律保护为自己辩护，但这样的说辞越来越乏力。仔细推敲，实名制难落实的根源恐怕还是运营商与用户之间、基础运营商与承租者之间的利益博弈。

　　要让人们对实名制的美好期待不至于落空，首要任务应该是盯住那些“重灾区”，要做到这一点，关键是基础运营商们要摆正发展与责任的关系。其次是落实了实名制之后的责任。实名制无疑对打击电信诈骗有很大帮助，但不能忽视的还有反复强调的用户隐私安全问题。可以想见，一旦用户信息更加完备，部分骚扰、恶意推广等垃圾信息的“针对性”就会越强，如何利用好实名制、有效治理那些损害用户利益的行为将成为重要课题。

　　概言之，实名制乍看是用户在享受电信服务时要承担的义务，但本质上应该是提供服务的运营商必须落实的主体责任；它也不应该仅限于为落实国家法律法规把用户信息登记之后就一劳永逸，而是应该成为一个起点，由此让相关部门进一步落实各自职能，更好地为用户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