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高敏 陈洋根

　　记者采访王海时，他刚刚走下北京西城区法院的法庭——花十几万元在北京同仁堂买了一些海参，包装上标注零脂肪，但检测显示却恰恰相反，王海将这家全国中药行业的老字号告到了法院。尽管上庭前，同仁堂已经在包装上去掉了“零脂肪”的说法，但王海在诉讼请求中仍然主张“退一赔十”。

　　自1994年《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称消法）规定经营者对欺诈行为承担惩罚性赔偿后不久，以王海为代表的职业打假现象就随之出现，在杭州，这一群体保守估计超过300人。但20多年来，“职业打假人”是否该受法律保护一直备受争议。“王海”们的世界，始终充斥着褒贬混杂的口水。

　　“打假第一人”从两副耳机开始

　　提起职业打假，王海是一个绕不开的人物。

　　1995年的“3·15”前夕，22岁的王海在北京隆福大厦买了两副索尼耳机，但他发现质量不行，感觉可能是假货。彼时，消法实施已逾一年。

　　“一开始是因为对1994年消法中第49条的质疑才去打假的——我国民事赔偿一般遵循填平原则，而第49条是惩罚性赔偿，能不能够兑现？所以我决定以身试法，尝试一下。”王海随后又“追加”了10副同样的索尼耳机，然后向商家提出了双倍赔偿的要求。

　　王海说，第一次买假索赔，他发现消费者要得到那点赔偿，需要经过检测、鉴定、投诉或申诉等程序，如果再遇到有关部门推拖的话，反而有可能得不偿失。“差不多隔了一年才拿到索赔款，只有1020元。”

　　虽然获赔的钱不多，但王海却因此声名鹊起，戴着墨镜的他作为“打假第一人”，开始出现在媒体的镜头前。

　　这些年来，王海从“单打独斗”到如今“团队作战”，把打假作为一门生意经营着。媒体报道称，王海有4家职业打假公司，分别设在北京、天津、南京、深圳，主要是经营“维权打假、知假买假、替企业打假”等三种业务。王海在采访中向记者表示，他和团队一年要处理数百宗消费维权诉讼纠纷，绝大多数都能够胜诉，但对于这些案件最后能入账多少，他表示“不方便透露”。

　　电商的发展改变着王海的打假生态。最近几年，他让团队逐渐加强对电商平台的打假比重，据他介绍，从2014年到2016年，王海针对亚马逊、京东、苏宁等知名电商平台提起涉及价格欺诈的诉讼累计998起，至2016年底和解或判决的有113件，共计获赔532.65万元。不过，王海称，刨去公证费和律师费等，只是略有盈余。

　　杭州的“王海”们

　　王海出名后，所谓的“职业打假人”也如雨后春笋般在全国各地不断涌现。圈内人士透露，在杭州以此为生的也有不少，保守估计超过300人。在不少消费者眼里，他们是“英雄”；但在商家和另一些质疑其动机的人眼里，他们可能是不受欢迎的“刁民”。

　　被称为“维权达人”的周松（化名）很乐于分享自己的打假经验。他专注于网购打假，特别是化妆品，某知名网购平台的畅销化妆品几乎被他打了个遍。

　　之所以选择网购打假，三十出头的周松觉得，现在大型卖场的管理越来越规范，找到瑕疵特别是能一击致胜的证据不容易，而街头小店都是小本生意，赚钱难，打他们又于心不忍。周松说，他第一次买到假货就是通过网购，后来通过法律途径成功维权并获得赔偿。

　　仅2014年至2016年，周松就打了50多场官司，几乎一打一个准，不少案子庭外就达成和解，除了首次打官司请了律师之外，后来他都是独自出庭。周松坦承，圈子里的确有不少“职业打假人”以赚钱为目的。他认为，政府应该出台政策鼓励打假，以形成对制假售假者人人喊打的局面。另外，法院对知假买假认定方面也要审慎，不然容易挫伤社会大众参与打假的积极性。

　　与周松年纪相仿、同样来自安徽并且在杭州生活了十多年的张军（化名），打假主要瞄准实体店，并且屡有斩获。张军说自己有正当的职业，所以不愿曝光身份，他也不太愿意承认自己是“职业打假人”，可记者上网搜索他的手机号码发现，他的手机号码被标记为“杭州打假公司”。

　　在张军看来，自己最经典的一次打假经历，是他花6560元在杭州江干区笕桥一家大型超市购买了大量茶叶，然后提出“假一赔十”。超市方面抗辩称张军是“知假买假”，因为张军在茶叶超过保质期的第一天，等超市一开门就大量购进而且买完直接退货并要求赔偿。而就在法院判决的前几天，最高人民法院出台规定，支持消费者购买食品药品时知假买假打假，张军顺利获得10倍赔偿。

　　周松和张军都觉得，无论“职业打假人”打假的目的和动机如何，一个个鲜活的案例在潜移默化中推动了消费者的维权意识，改变着消费市场格局，对我国产品质量、消费领域的立法、执法也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打假人=“吹哨人”？

　　多数对“职业打假人”的质疑，来源于他们对于利益的追逐。随着立法的加强，针对制假售假的惩罚性规定加码，他们想要的，是“退一赔三”、“退一赔十”甚至更高的利润。

　　王海在他微博的自我简介里这样写着：“一打假匠人……以赚钱为手段，以打假为目的。”结果有人反问他，是不是把话说反了，现在的他，应该是“以打假为手段，以赚钱为目的”。

　　但王海并不认同这种说法。他认为，“营利”是获取可预期的收入，而职业打假是不可预期的，因为商品的真假需要有关部门鉴定，是不是欺诈行为也需要主管部门认定，不是消费者想索赔就能索赔的，所以索取惩罚性赔偿并不是“营利”行为。

　　他对于自己角色的定义，是一个“中国式吹哨人”。

　　这个说法源自19世纪末期美国的“吹哨人”制度，就是知情人爆料并最高可从违规者罚金中提取30%奖金的制度。

　　“英美等国家的惩罚性赔偿直接给付消费者或者受害者。比如，辉瑞制药公司被举报，遭罚款23亿美元，其中奖金1.2亿美元给了6名举报者，剩下的赔给受害者，而不是政府拿走。这就是通过法律赋予消费者索赔权，赋予举报人分享罚款的权利。”在王海看来，“吹哨人”制度既可以填补政府监管不到位的空白，又可以节约监管成本，他希望中国也能出台一个“吹哨人法案”（举报人分享罚款），建立罚款分利制度，政府执法获利，给举报人或者受害人分成。

　　“我此前举报耐克，政府部门给予的封顶奖金最高也就是10万元。而如果能建立‘吹哨人法案’，企业罚款中将有30%到50%分给举报人，会让每一个知情人，甚至是造假企业高管也有动力成为义务监管者。”王海说。

　　期待出台更多“消费者导向”的法律

　　这两年，“职业打假人”的圈子已经明显感觉到了“风向”有变。王海也表示，如今的打假是越来越难了。

　　去年9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征求意见稿）》中，第二条规定“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而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其权益受本条例保护。但是金融消费者以外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以营利为目的而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行为不适用本条例。”此条被解读为“以营利为目的”的职业打假将不再受保护的规定，引发了消费领域的极大关注。一些“职业打假人”认为，这可能是他们职业的一个拐点。

　　周松说，去年也遭遇打假生涯的“滑铁卢”。他花了5万多元在网上一口气买了41件246罐某品牌进口奶粉，然后以商家虚假宣传构成欺诈为由，要求退一赔三，结果一审二审法院都判周松败诉。周松说，有些法院是以“这样的行为不是正常消费行为、而是以获利为目的”为由，判知假买假者败诉。

　　王海表示，消费者是和经营者相区分的概念，只要不再销售，购买、使用和接受服务都是消费行为，因此，“职业打假人”首先仍然是消费者。他认为，未来肯定会出现更大额度的惩罚性赔偿，惩罚性赔偿反而可以倒逼企业严格把关，有效遏制欺诈行为，民间打假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法治的进步，加强了社会共治。他期待，接下来有更多“消费者导向”的法律能够出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