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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赵兴龙和当时任技术中队副中队长的孙孝庆再次来到现场，收集更多物证。在复勘中，孙孝庆在供销大厦附近鲁迅小学的一处草丛内，又发现了一些爆炸装置。这些物品被一并送入了实验室。

　　作为当时生意最为火爆的商场之一，你无法想象从供销大厦采集回来的物证上有多少人的痕迹。在经过一个星期艰苦地工作后，赵兴龙失望地发现，没有一个物证可以直指嫌疑人。

　　所有工作，就这样回到了原点。情绪最低落时，赵兴龙甚至觉得嫌疑人就像一场瓢泼大雨中的一颗小水滴：“要找到他实在太难了。”

　　但赵兴龙明白，这张犯罪分子给出的“考卷”，身为刑警的他必须要答。重整旗鼓后，他开始揣摩对方的心思。

　　策划如此精密的抢劫案，嫌疑人必定是个极其谨慎的人。这么谨慎的人又会在什么时候放松警惕？赵兴龙突然灵光一闪：既便再难对付的犯罪嫌疑人，总也会有疏漏的时候的吧。

　　“立即将所有作案工具全部拆解，重新检测！”终于，经过严谨细致的勘查，一枚生物检材被成功提取。

　　2010年，由于工作调动，赵兴龙离开了心爱的刑侦岗位。 “离开了这个岗位，接下来的重担，要交给下一代刑侦人了。” 离开之时，赵兴龙带着遗憾之情。

　　2017年3月29日，犯罪嫌疑人徐某被抓。随着案件的逐渐明朗，已身为绍兴市拘留所政委的赵兴龙才得知，20多年间，徐某犯下了多桩积案，而自己提取到的那个生物检材，是他在犯这些案件时唯一被发现并成功提取到的。

　　这一生物检材，对破案起到了关键作用。

　　2004年　诸暨“一百”案

　　汤知刚：爬上只能单脚站立的墙沿发现了关键物证

　　毛线头套——是破案的另一关键物证。

　　2004年，20岁出头的小伙子汤知刚，来到诸暨公安第4年，还是刑侦线上的一棵“嫩草”。他没想到，那年大年三十的值班夜，竟遭遇了职业生涯中最强劲的对手。

　　凌晨近2点，汤知刚接到电话：诸暨“一百”发生持刀抢劫案，有保安受刀伤，让他赶去现场。毕业于刑事技术专业的汤知刚，他在刑侦大队的主要工作便是勘查现场、提取物证、案件分析等。

　　如今的万象城，便是老的诸暨“一百”原址，就在诸暨市公安局对面。当晚，汤知刚穿过一个马路，便到了案发现场。他走上2楼，在一家李宁专卖店里，发现了一张满是鲜血的折叠床，四周散落着撬棍、刀等物品。

　　收集完现场证据后，汤知刚沿着嫌疑人逃跑的路线，来到三楼的一扇窗户边。种种痕迹表明，嫌疑人是从这扇窗户进入，再从这扇窗户逃跑。

　　窗外黑乎乎的，什么也看不清。

　　嫌疑人的行动轨迹已经确定，但汤知刚没有就此掉头。他打亮了手电，爬出了窗户，外面，是只能容下单脚站立的墙沿，小心贴着墙走一段后，是一个大天台。也就是在这个天台的水槽里，汤知刚发现了一个毛线头套。

　　第二天，汤知刚再次回到现场，仔仔细细搜查起来，没想到，在一个非常隐蔽的角落，真被他找到了嫌疑人落下的枪支。

　　而这把枪的发现，也让警方大吃一惊——嫌疑人极有可能就是犯下宁波绿洲案和绍兴市供销大厦案的人。那段时间，在公安局的刑警大队，灯光整夜地亮着，烟灰缸里塞满烟头，汤知刚和同事们在烟雾缭绕中忙着分析线索，寻找着嫌疑人的下落。

　　一次又一次地调查，一次又一次地失望。

　　十几年来，在汤知刚的梦里，常常会出现嫌疑人的踪迹。

　　不仅在梦里，在现实中，汤知刚也常常会望着窗外的“诸暨一百旧址”，一遍遍回忆2004年案发当天的现场。在采访过程中，他不只一次说道——“如果当时我再仔细一些”，汤知刚指的是，如果第一时间找到那把枪，就有可能更快锁定嫌疑人。

　　但当时，所有信息都表明这是一起普通的持刀抢劫案，他并不清楚嫌疑人的身份，也不知道嫌疑人带了枪。

　　“回想整个案子，我有一件很欣慰的事，那便是爬出了窗外，找到了毛线头套。”汤知刚说，如果他没有爬出窗，没有找到头套，他觉得自己可能配不上“刑警”这个称号。

　　对当时的汤知刚来说，他并不确定找到的这个毛线头套，是否对案件有帮助。他只是隐隐觉得，这可能是非常重要的物证——事实证明，该物证在进一步认定犯罪嫌疑人徐某的身份上，起到了关键作用。

　　2017年　诸暨市公安局指挥部

　　邓继良：沉寂已久的“密码”一点一点开始被激活

　　在这4起案子中，嫌疑人留下了几十样物证，但警方提取到的有效线索寥寥无几。“他”似乎在用这样一种方式展现出他的“自信”。

　　浙江警方将希望寄托在不断发展的科技上——物证鉴定正逐步发展、完善。嫌疑人在诸暨一百留下的重要物证，被紧急送往浙江省公安厅物证鉴定部门。

　　但当时，国家公安系统内的数据库还不够丰富，案件遗留的物证所透露的“密码”找不到匹配对象，不得不孤零零地待在原地，等待有一天被激活。

　　也就是在2004年，绍兴市公安局准备组建物证鉴定工作室，他们在全国物色有经验的人才，1976年出生的云南人邓继良便是其中之一。

　　云南警方早在1996年便有了物证鉴定工作室，法医专业毕业的邓继良，在1999年加入云南公安，主要从事法医物证，大部分时间在做生物物证检验。

　　机缘巧合下，邓继良从云南来到了绍兴，着手组建绍兴警方的物证鉴定工作室，一待就是13年。而这13年来，有一件事，始终贯穿了邓继良的工作——通过物证，寻找“浙江第一悬案”的嫌疑人。

　　在绍兴警方的物证鉴定工作室，每天都会收到不同嫌疑人的生物检材，一年大约要收录7万余名犯罪嫌疑人的基础数据样本。在这样高强度的工作中，邓继良和同事们在40余起重特大命案的侦破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其中，就有“之江花园别墅凶杀案”。（下转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