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印斌

　　因为11岁儿子晓鹏多次偷用家长手机给自己发微信红包，然后充值玩手游，西安的吴女士去年11月将腾讯公司诉至法院。不过，她最终选择撤诉，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觉得举证难度较大。

　　近年来，类似晓鹏这样动辄花费数万元“打水漂”的报道屡见不鲜。长沙12岁女孩萍萍在手机唱歌游戏里“打赏”花掉了妈妈3万多元，深圳11岁男孩玩手游花光家中3万元积蓄，武汉10岁男孩玩游戏充值5.8万元……

　　那么，儿童在手游中花费巨款，追讨的难度只是因为“举证难”吗？客观而言，“举证难”肯定是存在的，但也并非难到让人不得不放弃的地步。小孩子即便是盗用家长的手机和账号支付，也会留下聊天记录等诸多电子痕迹，家长可以留意保存相关的交易页面或文件。

　　更重要的是，既然游戏的每一步都可以充满诱惑，为什么就不能在未成年人身份认定上多一些身份识别、验证等制度性“围栏”？

　　可见，问题的关键仍在于利益驱动机制下的监管失职与自律缺乏。企业即便要“从小培养游戏人口”，也应该遵循起码的法律准则，要充分体现对未成年人的保护，而不是一边诱惑儿童，一边又把责任推给家长和学校。当然，家长也应该检讨，决不能一错再错，毕竟涉及自身权益的事情，成年人首先要对自己和孩子负起责任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