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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大社会诚信体系建设 助力解决执行难

　　“刷屏不仅是对‘红纸条’的点赞，更是对被执行人守法忠法的集体致敬。”鹿城法院执行局局长吴将斌说。近年来，该院执行法官人均年执行数量400多件，居全省基层法院前列。如何提高执行效率、执行效果和当事人满意度，是摆在法院面前亟待破解的难题。

　　为此，鹿城法院强化财产申报、司法拘留措施，联动各方形成打击拒执犯罪的合力，加大联合惩戒力度，编织了严密的立体化执行网络，最大强度填补被执行人逃避、抗拒执行的漏洞。“这些措施有效封杀了被执行人的侥幸心理，让更多被执行人从逃避执行变为配合执行。”吴将斌说，“但我认为加大社会诚信体系的建设，才是解决执行难的终极方向。”

　　浙江大公律师事务所主任冯坚就“红纸条”事件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民商事案件的执行难，主要难在被执行人的诚信程度低，给法院调查财产设置种种屏障。社会诚信体系建设完善，被执行人都能自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或者像阿国夫妇一样积极配合法院执行，那么执行就不会那样难。

　　“从我们法院来讲，以前抗拒执行受惩罚这样的普法方式我们讲了很多。”吴将斌说，“但执行普法不应该是线型的，而应是多维度的。逃避法院执行势必受到惩处，配合法院执行也应该获得肯定并受到尊重，这样的观念和做法一定要深入人心。”在他看来，“红纸条”这样暖心的执行故事应该让全社会都知道，从面上形成尊法守法的良好社会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