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德凯 

　　近日，在陕西西安，一位老太太抱着孩子上公交车，司机梁师傅用广播和喊话提醒乘客让座，全车迟迟不见有人行动，梁师傅索性将车停下。大概过了5分钟，一位中年男乘客站起身，给这位老人让了座，梁师傅才重新启动车子。事后，梁师傅的行为引发争议。

　　争议声中，多是对公交车司机是否有权深度介入其中并停驶的行为进行讨论，并不涉及该不该让座的问题。但是，一篇媒体评论却称，让座是乘客的合同义务。由于履行合同是民事法律关系中的必然义务，这相当于变成了乘客的法律义务。

　　作者认为，“公交司机到站开门，就意味着向乘客发出要约，乘客有权利选择是否成立运输合同。而只要乘客上车就意味着他作出了某种承诺。”这种承诺就包括了“礼让爱心座”的义务。评论的角度颇为新颖，结合了民法和合同法相关理论，结论看起来似乎顺理成章。但是，这个结论却于法无据，更难以服人。

　　为乘客设置让座的“合同义务”，混淆了“道德义务”与“合同义务”的概念。对道德的倡议应与合同区别开来。公交车上设立爱心座位，并提醒将座位让给“有需要的人”，是对公共场所的道德倡议。在公交车上让座，与在其他公共场所对公民的道德要求并没有本质区别，这类被称为“公共道德”的规范，因为其认定的难度、行为的普遍性而难以在法律规范层面进行调整，只能通过社会以倡议、负面评价等方式进行道德约束。

　　在一定的条件下，公共道德的确可以作为合同义务的一部分进行规范，比如用人单位对职工衣着言行提出要求。但在这里，合同义务的相对人是确定的，单位对哪些行为是禁止的有着清晰界定，对违反相关行为进行的处置也明确具体。可以看到，义务的确定，必须有能够明确的边界，任何可能进行模糊判断的义务，都不能也不应该成为合同义务。

　　我们再看看，公交车上的“礼让”，是不特定的人与不特定的人之间发生的关系。假定“让座义务”存在，那么同一个乘客，可能在不同的另一乘客面前有着不同的权利义务。打个比方：一个60岁的老人，在40岁的人面前，他是权利人，享有受让“爱心座位”的权利；但这时突然上来了一个80岁的人，他是否应当成为义务人？是否应当把座位让出来？事实上，公交车上“有需要的人”本就是一个相对概念，而不是一个绝对概念，这就决定了无法用一个统一标准来划定谁享有受让权利、谁负有让座义务。

　　对于公交车与乘客间的合同关系，其实非常简单：安全及时地将乘客送到指定地点。公交车上的道德，是公共场所的道德内容，公交公司有义务进行一定程度的提示和倡导，但却不应当成为道德裁判员。公交司机停车逼迫乘客让座，表面上是为了维护公共道德，却违反了更基本的道德：职业道德和职业操作规范，同时，还忽视了乘客与公交公司的合同义务。

　　在公交车上，对于该不该让座的判断，应当模糊一点，更具善意一点。不要用自以为是的眼光看待没有让座的人，过于精准具体的指向，往往会对道德产生更大的伤害。

　　道德领域的事，提示到就好，频频按提示音，甚至直接停车“逼让”，都是一种充当道德法官的行为，不但解决不了道德问题，反而会增添他人戾气。许多公交车上的冲突，都可见频频按提示音在前、冲突在后。司机过后表功“我一直按提示音却没人让座”，但事实上，如果不频频按提示音，人们并不会这么敏感。

　　对座位的需求，不妨对他人多点宽容心，多点模糊善意。否则的话，公交车还真没法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