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李爱华 张莺　整理：陈岚 

　　他叫李爱华，家住安吉县章村镇茅山村。今年64岁的他膝下有一子一女，可儿孙绕膝的幸福，对他来说却遥不可及。2009年的一场车祸，让他唯一的儿子重新“回到”了5岁，再也没有“长大”。

　　她叫张莺，安吉县递铺法律服务所副主任。作为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18个年头里，她每年都要办理十余起法律援助案件。但李爱华家的这一个，她办了近十年。

　　草蛇灰线，伏行千里，在这两个普通人的故事里，没有惊天动地，没有奇迹逆袭，有的只是在依法维权的道路上，让人动容的质朴亲情和单纯坚守。

　　A

　　面，李爱华说——

　　这十年 是一场迟迟没有醒来的梦

　　我儿子叫李想（化名），从小挺聪明的，初中毕业去了杭州打工。在机关食堂当过厨师，帮别人修过手机。后来又回到安吉，跟着师傅学会了开挖机。每个月，有三四千块钱的收入。这在十年前的农村，已经是很不错的工作了。

　　我和老婆那时候也都还年轻，四处打工赚钱，想着未来的日子，应该是会越来越好的。

　　儿子出事那天，是2009年10月3日。他骑着摩托车下班回家，和一辆出租车撞了，撞坏了脑子，伤得非常严重。那一年，他28周岁。

　　这一天以后，我们一家人的生活，全都变了。

　　因为病情严重，李想从我们县里的第一人民医院，转到杭州的大医院去治疗。

　　当时，我儿子有一个谈了很多年的女朋友，两个人都已经打算结婚了。出事以后，姑娘也是六神无主。就在我们转去杭州治疗的前几天，我找那姑娘谈了。我对她说，你不要等我儿子了，别耽误了自己的下半辈子。那以后，我们一家和那姑娘就再没联系了。

　　我们做父母的来遭受这些苦，就够了，没必要拖累人家姑娘一辈子。

　　无数次

　　想要放弃却又狠不下心

　　车祸之后，医院的诊断是：头颅外伤，后脑积水，继发性癫痫。刚开始住院治疗的时候，每天的医药费清单就像流水一样过来。肇事司机垫付了一部分，但是李想伤得很重。医生告诉我们，后续的治疗还需要很多钱，让我们做好心理准备。

　　儿子主要的伤在头部，医生说，他只有5岁孩子的智力了。情绪喜怒无常，说不准什么时候癫痫就会发作。儿子人高马大，发病的时候，一个成年人根本按不住他。我和老婆都不能继续打工了，家里一下子断了收入来源不说，两个人还得整天围着他转，没日没夜，端屎端尿。

　　我们带他去杭州的大医院看病，医生都让我们回去算了，说治不好了。最后在省人民医院，我哭着求一个医生说：我不能放弃他啊，我狠不下这个心啊……那医生也是个好人，最后同意给我们做手术。

　　手术以后，我儿子的脑子（头颅）里，装了一个机器。在他癫痫严重的时候，连续按上几十下，把积水排出去，就能缓过来。

　　平时他每天都要吃一种抗癫痫的药。前几年，只能去杭州买。去一趟配三盒，吃了个把月又得再去。有一回，我带着儿子去配药，顺便复诊。回来的路上，因为要看着儿子，手上又拽着药，在公交车上一不当心，手机、钱包、发票全都被偷了。还是好心的老乡给买了车票，我们才回的家。

　　找援助

　　希望这次能做一个了结

　　2011年，我们听人说，有一种律师，可以免费帮助穷人打官司。于是我们就去了安吉县法律援助中心碰碰运气。给我们安排的是位女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张莺，一来二去还和我家扯上点乡里乡亲的关系。法律什么的，我们也不懂，张莺很尽心，我们就一直照着她说的做。很感谢县里的法律援助中心，2011年，2013年，2015年，三次帮我们援助，一共讨回来40万出头的救命钱。

　　一年多前，村里把我们家的情况上报之后，湖州一家医院的医生每个季度来到镇上给李想做检查，还给我们送药。

　　经济上来说，压力比车祸刚发生的时候要小一些。但这两年，李想的病情没有半点好转。我到处求医问药，希望能有奇迹出现，花下去不少冤枉钱。有人劝我，别去听信那些不正规的卖“药”的，都是骗钱。我也知道，但我心里总还是存着一丝丝念想，希望哪个偏方吃下去，能有奇迹发生……

　　我们年纪越来越大，照顾儿子也越来越力不从心。所以上个月，我又一次找到法律援助中心，希望他们再帮我一次，把这个案子做个最后的了结。

　　B

　　面，张莺说——

　　不曾想 一个案子会办了那么久

　　刚接手这个案子的时候，我在孝丰法律服务所工作，现在是递铺法律服务所的副主任。说真的，我从来没有想过，一个案子会办了那么久。

　　我的当事人比我小4岁。说起来也是缘分，我们两家不但能扯上点亲戚关系，甚至我很小的时候，还和他一块儿玩过。这都是接手这个案子以后，捡拾起来的细节。

　　案子刚指派过来的时候，李想的伤情已经非常严重。我去他家里了解情况，他喊我姐姐，只能做一些非常简单的交流。那一次，我给了他爸爸一个文件袋，告诉他，以后只要是和李想有关的任何东西，看病吃药的发票、医疗记录什么的，都放在这个袋子里。打官司的时候，都能派上用场。

　　后来，我陪着他们一家人辗转杭州、湖州的鉴定机构和医院，对李想的伤情进行鉴定。来来回回跑了好几趟，才拿到了鉴定结论。

　　起诉后，法院进行了调解。过程中，李想的父母亲多次情绪激动，要求肇事者还他们一个健康的儿子，钱一分也不需要。养育了28年的儿子，成了这个样子，为人父母的，都能懂他们心里的痛。

　　这一次的调解结果是，保险公司赔偿李想各项损失20.7万元。后续治疗费用，待实际发生后另行主张。之所以没有要求一次性赔偿，是考虑到后续的治疗会是一场持久战，分阶段按照实际支出来索赔的方式，会对困境中的一家人更有利。

　　几年间

　　三次诉讼一路相随

　　2013年，李爱华再次找到我，说李想一直在用药物维持病情，必须去省人民医院购买，医疗费和交通费在不断产生。我陪着李爱华一起去了县法律援助中心申请办理第二次法律援助，并且自愿继续为他们提供援助。

　　接案后问题来了，在向法院起诉的过程中，肇事者已经搬家，找不到人，原来的手机号码也换掉了，案件陷入僵局。

　　我发动自己的亲朋好友，和他们家人一起打听司机的下落。也是老天有眼，李想的父亲在一张电费催交通知单上发现了线索，才找到肇事者。这一次，又是通过法院进行调解，李想拿到了13万元后续治疗所产生的各项费用。

　　时间转眼到了2015年，李想因为事故造成的癫痫大发作，辗转到省人民医院做了手术，住院长达50天。他父母考虑到住院费用，要求出院。事实上，当时的李想只能躺在床上，随时需要有人陪护在身边。他的妹妹找到我，哭诉着。我觉得自己必须再为他们做点什么。

　　于是，又有了第三次援助。这一回，在法院的调解下，受援人拿到了6.5万元。

　　他父亲的一句“只要儿子有一口气，我们就给他治……”让我感触良多。也就是父母对子女的爱，经得起这般煎熬和考验。

　　第四回

　　或许还不是结局

　　近十年时间里，安吉县法律援助中心的主任、工作人员换了好几任，案子每一次主持调解的法官，也都去了新的工作岗位。今年5月底，李想的父亲再次找到法律援助中心，表达了想把事情做一个了结的想法。

　　了解情况后，我和援助中心工作人员驱车一个多小时，去了李想家。眼前的他比前几年的状况更糟了，需要靠着拐杖勉强挪动身体，也完全不记得我是谁。看着他父母斑白的头发，和明显比同龄人苍老的脸庞，我心里不是滋味。

　　这几天，我找出了这些年的案卷材料细细梳理。肇事车辆当年投保的额度是50万元，十年里，保险公司已经赔偿了40万；肇事司机已年过六旬，赔偿能力有限……现实很残酷，但我依然希望能够寻找到突破口。比如重新申请鉴定，比如将肇事车辆所在公司列为共同被告。

　　李爱华的心愿是，这一次，对案子做一个了结。但从专业的角度考虑，这一次，还未必是结局。近20年的职业生涯里，我也遇到过许多让人揪心的案件。作为一名法律工作者，我深知自己的努力，能给援助对象一家人带去的意义。

　　所以，也许前路充满荆棘，但不抛弃不放弃，正是我们工作的意义。

　　这是一个名为“旁听”的栏目，倾听你的故事。或许你的故事特别曲折，或许你的故事非常感人，或许你的故事相当特别……一个故事，一段人生；你的故事，有我在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