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朱兰英 张倩 陈卓

　　一大政治优势 党建引领，党员带头

　　党建引领，党员干部带头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也是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政治优势和根本保证。

　　55年的实践证明，凡是“枫桥经验”坚持和发展得好的地方，都是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发挥得好的地方，也是党建工作和社会治理融合得好的地方。

　　“要把创新发展‘枫桥经验’贯穿于平安建设始终。”2004年8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在绍兴调研时说。

　　自此，在浙江各级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持续推动下，“枫桥经验”始终贯穿浙江社会治理全过程。一个来源于乡村的治理经验，一步一个脚印，走向城市社区，深入海岛渔村，延伸到互联网上，发展成为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的经验。

　　党政推动，党员带动。基层治理创新实践的“领头雁”正是基层党组织。“枫桥经验”在新时代要创新发展，至关重要的一条，就是使基层党组织建设与基层治理有机衔接、良性互动，以党的建设贯穿基层治理、保障基层治理、引领基层治理。

　　如何衔接？又怎么互动？“枫桥经验”的发源地枫桥镇在摸索中找到了方向，一条“十里枫林”的“红枫”党建景观带展示在人们眼前——

　　以“红枫”党群服务中心为核心，“枫桥经验”红色党建和“红枫治水”党建两条党建示范带，枫源村、杜黄新村的“党建+社会治理”，乐山村、大干溪村的“党建+五水共治”，新择湖村的“党建+新农村建设”三条轴线的“红枫”党建，澎湃力进一步激发，活力进一步释放。

　　走在“十里枫林”，我们忍不住为“红枫”喝彩。这个红得耀眼的党建品牌在帮助这座古镇实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的同时，更为她带来了无尽的生机与活力。

　　基层组织的服务管理触角要延伸到社会治理的每一个末梢，靠什么？要靠党员干部这个“带头人”，要靠他们在基层管理服务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在浙江，正是广大党员的珍惜爱护和示范引领，“枫桥经验”才得以由“盆景”变为“风景”。

　　“我是渔民党员，我们的船是‘瀛洲红帆’船！”岱山县衢山镇船老大颜永武，在带领“浙岱渔03234”号上的船员成功救起一艘失事船只上全部13名船员后如是说。“浙岱渔03234”号和县里的另外35艘渔船的党员船老大，把矛盾调处、抢险救灾、环境保护的责任带到海上，把比学赶超、创先争优的岗哨建到船上，在渔业、渔船、渔民中推进党的建设，维护渔区和谐稳定，助推海洋经济发展。如今，他们共同的名字——“瀛洲红帆”，早已闻名浙江。以他们为载体的海上“枫桥经验”，也已成为浙江独特的风景。

　　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给基层社会治理带来了新的考验，也让浙江各地在创新发展“枫桥经验”时，更加注重基层党的建设，把党的领导深深根植于群众之中，形成党建引领、党员带头，依靠群众加强社会治理的生动局面。

　　一颗不变初心

　　为了群众，依靠群众

　　什么是“枫桥经验”？每一个生活在浙江的人都有自己的回答。

　　对于退休民警杨光照来说，是他十四年里亲手写下的2748份调解协议，把矛盾化解在基层；对于女企业家陈红霞来说，是既当发家致富的领头雁，又做“平安大姐”的带头人，是守护一方平安的那份热情；对于新浙江人朱云凤来说，是住进了漂亮的旅馆式出租房，是这个暑假与孩子们的相聚时光……

　　“枫桥经验”的诞生来源于诸暨枫桥干部群众的智慧。同样，今天，“枫桥经验”的创新发展依然离不开“发动和依靠群众”的法宝，不能忘却以人民为中心的初心。55年来，浙江干部群众探索的正是——在党的领导下，为了你我，也依靠你我，我们共同创造也共同分享的那一份平安。

　　群众是基层社会的主体。“乌镇管家”“武林大妈”“红领之家”……浙江有230万平安志愿者默默奉献在城乡，心系平安、守护平安。

　　社会组织是现代社会治理中最活跃的因素，是人民群众共建、共治、共享的重要平台和载体。近年来，浙江大地的社会组织如同雨后春笋一般蓬勃发展，在发展基层民主、化解社会矛盾、完善公共服务等方面有了更多用武之地和精彩表现。浙江的社会组织，从2007年的2.4万个增加到2017年的5.1万个，平均每万人拥有社会组织数9.2个。在诸暨，108万常住人口中志愿者有近16万，平均每7个诸暨人中就有1名志愿者，他们不分年龄、职业，出现在每一个充满爱的角落。

　　新时代“枫桥经验”启示我们，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落实到具体工作中，就是要做到经常想一想群众最盼望什么、最关心什么、最怨恨什么。总结提升推广新时代“枫桥经验”，就要从群众不幸福、不快乐、不满意的地方入手。

　　宁波市海曙区古林镇水岸枫情小区的张先生的不快乐，源于回家的这条路“为何永远这么堵？”张先生们的不快乐，直接催生了宁波市公安局的“大动作”——今年2月，宁波公安机关部署“千警下基层、万警大巡访”专项行动，号召每位干警到治安最复杂、百姓最需要的地方去，啃“硬骨头”，解决共性难题，提升公安机关的社会风险治理能力。

　　在民警的巡防中，张先生的回家路成为了第一只被解剖的“麻雀”。这些天，他惊喜地发现，回家必经的薛家南路变顺畅了，比以前起码快了10分钟。

　　从浙江走向全国的“最多跑一次”改革，刀刃所向的正是群众深恶痛绝的“办证长征”。2016年12月，在省委经济工作会议上，“最多跑一次”改革在浙江首次被提出，对准发展所需、基层所盼、民心所向，实现行政审批更简、监管更强、服务更优。

　　牵一发动全身，一子落满盘活。“最多跑一次”改革，惠及在浙江工作生活的每一个人、每一户家庭、每一家企业。到舟山普陀游玩的游客小鲁姑娘被窨井盖绊倒摔伤了门牙，她走进普陀区社会治理综合服务中心，当天就达成了调解协议，拿到了赔偿，这是矛盾纠纷化解的“最多跑一次”；诸暨市民拿着一张身份证，可以办理209项行政审批事项，实现了“一证通办一生事”。

　　2018年3月5日，“最多跑一次”出现在李克强总理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从浙江到全国，这场真正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改革，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带给群众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枫桥经验”来源于人民，服务于人民。浙江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建设因坚守这个宗旨，而有了坚实的民心基础。

　　一个永恒主题

　　固本强基，防范风险

　　就地化解矛盾，是“枫桥经验”的看家本领，也是重要任务。

　　欧陆风情浓郁的侨乡——青田，40多年来，有近70%的青田人走向世界120多个国家，足迹遍及全球各个角落。

　　2014年，青田县成立浙江首个涉侨调解中心，除了设立法官、书记员外，还有遍布全球的1253名华侨联络员。每年，有1500多件涉侨民事案件在这里得到化解，其中87%为家事案件。在法官周小敏看来，这些在他人眼中家长里短的小事，却是关联全球各地华侨的“天下事”，是凝聚侨心、助力平安青田建设的重要一环。她从不轻易“敲槌”，而是以侨为桥、为民解忧。

　　听着轻风拂过竹叶的唰唰声，松阳县枫坪乡斗潭村村主任周伟明坚守在他的农村联合调解中心。他团结组织了附近17个行政村、24名资深调解员，走出了一条适合山村特点的矛盾纠纷化解好路子。一辆轻装上路的摩托车，一颗热情公道的红心，周伟明和他的伙伴让田园松阳结出了更多“平安果”。

　　山的那边，是茫茫大海。在舟山市普陀区朱家尖当了20年渔民的邱安全成为了“海上老娘舅”。丰富的海上工作经验，让他处理渔事纠纷得心应手，这也是区海事渔事调处中心聘请他为“海上义务调解员”的主要原因。

　　针对矛盾纠纷主体多元、诉求多元、类型多元的新情况，坚持“用不同的钥匙开不同的锁”，构建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新机制，是浙江创新发展“枫桥经验”的一个新亮点。目前，全省乡镇（街道）普遍建有“品牌调解室”，县乡两级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平台实现全覆盖，还建立了7200多个专业性、行业性人民调解组织。

　　要把矛盾化解在萌芽，就要抓基层、打基础，这是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永恒主题。魏仁明是瑞安市锦湖街道进星村的全科网格员，6月12日，他发现一家黑诊所夜间偷偷营业。此事迅速通过街道“基层治理四平台”上报，被瑞安市卫生监督部门及时处理。

　　每一天，全省有23.4万多名像魏仁明一样的网格员，活跃在7.8万个网格中。在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中，他们既是信息员，又是服务员；既是联络员、宣传员，也是战斗员，第一时间发现问题，第一时间解决问题。

　　“善治病者，必医其受病之处；善救弊者，必塞其起弊之原。”从坚持把社会稳定风险评估贯穿重大决策、重大项目的全过程，到G20杭州峰会期间推动六大重点领域实行“实名制”，将防风险、补短板工作做到社会治理的源头；从台州市探索提高全民防范风险意识的新模式——安全教育体验馆，到杭州拱墅区建成全国首个社会心理服务体验馆……新时代“枫桥经验”注重预防为先，它的功能作用，早已从单纯的化解矛盾纠纷、维护社会稳定，拓展到防范化解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等各领域的风险，延伸到城乡社会治理的方方面面。

　　一个发展方向

　　三治融合，推进善治

　　97年前，从嘉兴南湖驶出的红船，彻底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5年前，以“红船精神”为引领，嘉兴桐乡在全国率先探索实践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

　　这个来自基层的探索，被写入了党的十九大报告：“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2018年1月，中央政法工作会议明确，“三治融合”是新时代“枫桥经验”的精髓，也是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发展方向。

　　“三治融合”的成长史，就是党政引导，激发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内生动力的一次有益探索。

　　改革开放后，作为沿海发达地区的嘉兴桐乡，“政府一厢情愿、老百姓不买账”的现象时有发生。

　　2013年5月，桐乡市高桥镇组建百姓参政团、百事服务团、道德评判团，秉持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相得益彰的理念，逐渐探索出“大事一起干、好坏大家判、事事有人管”的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

　　“三治融合”一经诞生，省委、省政府及时总结提炼，多次召开现场推进会在全省推广。2018年6月20日，全省“三治融合”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建设现场推进会在桐乡召开，提出在“三治融合”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上，浙江要做全国的样板。

　　自治为基，法治为本，德治为先。“三治融合”激发活力、定纷止争、春风化雨，演绎了一个又一个动人故事。

　　舟山市定海区干览镇新建社区，一个美丽的海岛社区。2015年5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莅临考察，在居民袁其忠的农家小院里，和大家促膝长谈。

　　优美的乡村环境、特色乡村旅游文化、绿水青山的“美丽经济”，是新建社区如今的骄傲。而10多年前，它是干览镇最偏僻、经济最薄弱的地区。

　　在新建社区当了14年党支部书记的余金红认为，寻找致富路，就是“三治融合”治理之路——农家乐怎么发展，老百姓自己做选择；村务社事谁来监督，居民就是“啄木鸟”；道德风尚如何树立，村歌大家一起传唱。

　　“两山”理念的发源地安吉余村村，也见证着“三治融合”的基层治理传奇。从关停污染企业，到严禁毁竹种菜，再到禁放烟花爆竹，10年来，该村发挥村规民约的作用，引导村民行为、规范乡村秩序，推动余村发展不断转型升级。

　　而流传了千年的浦江县郑义门的故事，在新时代绽放了新光彩。郑宅镇东明村是郑义门后裔子孙聚居的村落，村民将祖上留下的《郑氏规范》中重教育、尚节俭、睦乡邻、崇清廉等理念，融入村规民约、家规家训内容，给现代乡村治理留下底蕴深厚的启示。

　　这些年来，浙江创造的温岭“民主恳谈”“传化做法”、义乌工会社会化维权、武义后陈村村务监督会、法律顾问进村（社区）、“最美现象”评比、农家乐行业自律等一系列做法，不断巩固完善着“三治融合”工作体系，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枫桥经验”的时代内涵。

　　一种创新动力

　　科技支撑，智慧治理

　　互联网时代的浙江，风景别样。

　　全省互联网普及率高出全国平均水平15%，浙江政务服务网名列全国省级政府网上政务服务能力第一。

　　顺势而为，乘势而上。浙江在继承发扬“枫桥经验”传统做法的基础上，大力实施“互联网+社会治理”深化提升工程，着力打造“网上枫桥”新模式，释放出“互联网+”在社会治理领域的新效能。

　　“互联网+社会治理”，直击社会治理难点痛点。高空抛物是很多城市小区的难题，但在杭州市萧山区闻堰街道的相墅花园小区，22只由下往上拍摄的摄像头，治住了小区居民的陋习；电瓶车盗窃案频发，横空出世的“时空猎人”利用公安大数据，将一把利剑稳准狠地插入违法犯罪核心；出租房隐患重重，旅馆式管理+人脸识别，提升了新居民的居住安全感。

　　深度拥抱互联网，让浙江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扎实有力——

　　为民服务在网上。2016年12月，浙江启动“最多跑一次”改革，撬动“互联网+政务服务”，成为全国“互联网+”先行示范区。

　　执法办案在网上。2017年7月，浙江省政法一体化办案系统试点运行启动，通过跨部门数据交换、业务协同、数据共享、流程再造，构建起政法机关一体化的网上协同办案体系。一个月后，全国第一家集中审理涉网案件的试点法院——杭州互联网法院正式挂牌成立。今年，全国首个移动微法院诞生在宁波。

　　化解纠纷在网上。2017年，全国首个在线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平台——ODR平台，在杭州西湖区法院试运行。2018年6月14日，ODR平台在全省上线，真正将线下的纠纷解决模式搬到了线上。截至目前，平台访问量达159万人次。

　　风险防控在网上。2016年，浙江在六大重点领域实行“实名制”信息化管理。每天，由网格员收集的3.2万起事项在网上流转办理。立体化、信息化的社会治安立体防控体系，24小时守护着百姓的安全。

　　……

　　在互联网时代，拥有数据，往往能赢得先机。全国首批“雪亮工程”示范城市——衢州市，着力打破部门数据“壁垒”，构建“城市数据大脑”，通过对视频数据、物联网数据和其他数据进行融合计算，构建起社会治安防控的天罗地网。杭州市通过打造交通智慧管理模式，从出了名的“堵城”到“治堵典范”，这背后不仅仅是城市基础交通建设的完善、城市空间布局的优化，还有“大数据”治堵上取得的突破。

　　“互联网+”，让新时代“枫桥经验”有了取之不尽的创新动力，也打造出了更智慧、更高效、更可持续的社会治理体系。

　　站在新起点，回望“枫桥经验”的形成、发展、深化历程——从乡村走向城镇，从浙江走向全国，遍地开花结果。55年来，“枫桥经验”的内涵不断丰富，作用日益显现。作为高高飘扬的旗帜，作为宝贵的精神财富，它不断引领浙江人民在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道路上奋勇争先、勇立潮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