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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第一个村级道德评判团在高桥越丰村成立，由村党总支书记担任协调人，成员由两委班子成员、三小组长代表、党员代表、村民代表和道德模范代表等组成，专门评判村里事情的对与错、村民德行的好与坏。

　　一经推出，村民热烈响应。村里大小事务公开讨论商定，村民自主性不断增强，“老大难”问题逐渐变得不再棘手。随后，村里又相继成立了百事服务团和法律服务团。

　　说起这些，越丰村党总支书记沈春雷有太多回忆与感触：“当大家都把村里的事当成自己的事来做，不管什么问题都能在村里得到解决，就真正做到了矛盾纠纷不出村。”

　　如今，沈春雷仍在想着如何更好更多地让村民参与村里事务。在他提议下，这些日子全村正在开展“美丽家庭”争创活动，已有超过90%的家庭踊跃报名。

　　花开满园

　　经过不断探索，“三治融合”试点的成功经验逐步从高桥向整个嘉兴拓展。现在，当地村（社区）普遍建立健全了“一约两会三团”，即村规民约（社区公约），百姓议事会、乡贤参事会，百事服务团、法律服务团和道德评判团，形成了“大事一起干，好坏大家判，事事有人管”的乡村治理新格局。

　　自治为基，春风化雨。

　　乌镇名满天下。早些年，景区周边有部分“黑旅馆”，是一些本地居民的生活依靠，但又无证无照，存在安全隐患。一关了之民情反弹，怎么管？“乌镇人家”民宿行业协会应运而生，将100多家民宿纳入协会管理，破解了“黑旅馆”越禁越多的怪圈。目前，嘉兴已培育社会组织3332个，城乡社区社会组织1.2万多家。特别是通过G20杭州峰会、乌镇峰会，嘉兴还建立了25万人的平安志愿者队伍，形成了乌镇管家、南湖义警、当湖好帮手等一系列“红管家”志愿者品牌。

　　法治为本，定分止争。

　　遇事找法，让南湖区凤桥镇永红村村民老吴松了一口气。此前，为了讨回十几万元的饲料款，老吴跟同村的老李闹了5年。可因为证据欠缺，这笔欠款迟迟无法收回。无奈的老吴找到村里的法律顾问杨建明律师。通过律师的走访取证、明理说法，老李最终同意2年内还清饲料款。

　　近年来，嘉兴实现了村（社区）公共法律服务点（窗口）全覆盖，并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实施“一村一社区一法律顾问”制度。法律顾问通过每月定期走访的形式，开展法治宣传、“法律体检”，提供法律咨询，从源头上推动、引导群众走法律途径解决问题。目前，全市100%的村（社区）开展了民主法治村（社区）创建活动，配备了法律顾问，达到村务公开民主管理规范化建设标准。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在嘉兴已成为社会共识。

　　德治为先，润物无声。

　　跨越70年替父“还”恩的章忠泉、“南湖妈妈献爱心”发起人方月萍、勇进火海救人的好邻居吴玉兴……这些好人故事在嘉兴大地上口口相传。嘉兴在全国首推政府财政托底、文明单位带头参与、全社会尊崇礼遇的“好人卡”制度，凭着一张“好人卡”，这些好人就可以享受专属爱心服务。

　　“以文养德、以规立德。”嘉兴推进全社会征信系统建设，通过建立“红黑榜”发布机制和“诚实劳动、诚信经营”创建实践机制、广泛开展诚信宣传等举措，有力推进了诚信建设制度化、规范化、长效化。越来越多的村民对“红黑榜”上的自家成绩分外在意。每个月，各村道德评判团都会根据村民生活、工作中的细节，为星级文明家庭评判打分。

　　扬帆再起航

　　在嘉兴，“三治融合”犹如一把钥匙，打开了基层社会治理的“死结”。

　　嘉兴在全省率先公布了37项基层村（社区）依法履行职责事项和40项协助政府工作事项，把政府决策的运作置于阳光下，给各种利益主体搭建了一个务实有效的协商和对话平台，让大家从“要我干”变成了“我要干”，增强了基层治理活力。

　　嘉兴也梳理出“三治融合”基层社会治理十二条经验，并加大体制机制的保障力度，将“三治”建设工作纳入领导干部责任目标制考核和平安综治考核。同时，探索建立以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项目为主要形式的财政支持机制，通过项目购买、补贴、奖励等形式，推进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2017年，嘉兴市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经费近15亿元。

　　“三治融合”的有力推进，为嘉兴在全省率先取得平安建设“十三连冠”“满堂红”、首捧“长安杯”夯实了基础。回看这一历程，嘉兴走出了一条具有嘉兴特色的基层社会治理新路。“‘三治’之所以能成为‘枫桥经验’的精髓，关键是充分调动基层治理的内生力量，让群众参与决策和治理的全过程，通过‘大事一起干、好坏大家判，事事有人管’，实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嘉兴市委政法委有关负责人表示，自治、法治、德治三者不是单一存在的，解决基层问题三者一定是深度融合的，要突出“三治融合”服务中心工作、聚焦乡村振兴，推动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在中心工作的推进实践中检验“三治融合”的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