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肖春霞 

　　上世纪90年代，民主恳谈在温岭萌芽。近20年来，从对话到参与决策、从“温岭实验”到“温岭模式”，民主恳谈已成为温岭的一张金名片，并已发展成为我国基层协商民主的一种典型形式。

　　从对话到参与决策

　　基层自治“活”了

　　“大溪中心菜场的人流量大，原来的公厕因脏乱差暂停使用后，至今仍没开放。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温岭市大溪镇上坦头村村民徐建人问。“这个公厕位于集镇中心，因为截污纳管的需要正在进行重新规划改造。”大溪镇党委委员叶雄伟立即回答，并提出解决方案，“我们会马上安排临时厕所，作为改造期间过渡使用。”这是近日一场“公厕革命”民主恳谈会上的一问一答。

　　如今，围绕各种议题展开的民主恳谈，在温岭市、镇、乡、村各级已成为常态。无论是村子里的事、行业里的事，还是政府机关的事，普通群众都有了话语权。追根溯源，要从19年前的“农业农村现代化教育论坛”讲起。

　　1999年，浙江省拓展农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求以“农业农村现代化教育论坛”的形式在温岭市松门镇搞试点。为活跃论坛气氛，当时在温岭市宣传部工作的陈奕敏想出了这么一个点子——“镇政府领导有问必答，村民可自愿参加”。论坛开始的前几天，这两句话被张贴在松门镇各村最显眼处。一下子激起了千层浪。

　　正是这千层浪，激活了温岭的基层自治。由于方式的新颖、解决问题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温岭市委及时总结推广了松门镇的做法，各镇乡出现了形式多样的沟通、对话活动。2001年6月，温岭市委发文，将温岭各地各种形式的基层民主政治创新载体统一命名为“民主恳谈”，并提出规范性要求，推广到全市所有乡镇，进而引入城镇居民社区、基层事业单位、党政机关、群团组织、企业单位等领域。2004年，温岭市委发布了《关于“民主恳谈”的若干规定》，对各级各类民主恳谈的议题、程序等作出明确规定。温岭民主恳谈开始走向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

　　2005年，泽国镇和新河镇率先开始尝试“公共预算”民主恳谈改革。人代会上，人大代表们激烈辩论的场景数不胜数，代表们对镇财政预算和每个项目的轻重缓急都据理力争。十多年过去了，如今，这种参与式预算民主恳谈，已成为温岭市、镇、乡、村各级的一种固有传统。（下转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