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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张笑脸一张嘴

　　就能让人握手言和

　　杨光照出生在枫桥镇。1986年，当了18年兵的他转业回到老家，成为枫桥派出所的普通民警。一辆自行车和一本笔记本，是他扎根枫桥的“秘密武器”。

　　老杨做了很长一段时间的社区民警，当时要求每个月要走访25户家庭，于是他就骑着车到各个小区去，了解社情民意，“那时的矛盾纠纷相对来说比较少，大多是水利、邻里等纠纷，以及一些小偷小摸的治安案件”。

　　很快，杨光照就成了大家心中的“老娘舅”，不少人喜欢跟他说说家长里短，发生矛盾也乐意接受他的调解。

　　而调解的各个环节，都被老杨记在“调解日记”笔记本上。他每天都记“调解日记”，日期、天气等全都记录详细，方便查询。

　　翻开最初的那些笔记本，纸张泛黄，这些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的纠纷调解并不复杂，一两页便能记清楚，“那时候我们做调解，带一张笑脸一张嘴，就能说得双方握手言和”。

　　他翻出一本1993年的笔记本，里面记录了当年9月6日发生的一起邻里纠纷打架案，通过“长辈式”“情感式”的调解方法，没多久双方就和解了。笔记本还记下了当年的“调介（解）协议”，详细罗列6条具体内容，包含当事人主次责任、双方应承担的医药费以及支付时间等。

　　“情、理、法”

　　向“法、理、情”转变

　　继续翻阅杨光照的笔记本，矛盾纠纷的类型随着时光发生了变化。“过去，百姓常因操场晒谷、农田排灌等问题发生争执。到了2000年左右，调解的问题变成了借贷、劳资、经济等纠纷为主。”老杨说，随着经济的发展，枫桥冒出了许多企业，大量外来务工人员纷纷涌入，矛盾纠纷显现出多样化的趋势，调解的技巧也发生变化。

　　杨光照对发生在2002年7月下旬的一件事记忆犹新——因为承包田的边界之争，村民陈三（化名）全家和邻居激烈争吵，双方甚至抄起了锄头菜刀。杨光照等人赶到后，阻止了双方的过激行为。“坐得住、忍得住、听得进”，他用4个小时听完双方的陈述，开始为他们辨是非。其间，怒火难平的人们曾拍桌子指责他们偏袒，但杨光照不气不恼，仍然笑脸相对，继续心平气和地谈法律、说道理，讲人情。又经过几个小时的沟通，双方终于意识到了各自存在的问题，也为自己差点触犯法律感到后怕。最终，困扰数年的承包田边界之争顺利解决。

　　“以前的调解方式较为单纯传统，主要是情感式、长辈式；现在既要用传统方法，更要用现代的‘以法调解’。”杨光照说，法治建设的推进、群众维权意识的提升，调解工作已经从“情、理、法”向“法、理、情”转变。经过几年的实践，他们归纳出民间纠纷调解“七法”：情感感受法、依法疏导法、把握重点法、换位思考法、联动调解法、案例举例法、借助力量法，并在工作中收到一定成效。

　　调解更讲法律依据

　　2008年4月，杨光照和枫桥镇3名退休老干部成立“老杨调解工作室”；2010年8月，在刚刚退休的杨光照牵头下，“老杨调解工作室”更名为“老杨调解中心”。8年来，调解中心共受理案件1800余起，调解成功1700余起，成功率达98%以上。

　　老杨的工作也愈发忙了，采访当天他一上午就接到两个“案子”的调解请求，其中一起是交通意外纠纷。

　　两个月前的一个晚上，赵先生因将瓷砖反光看成马路标志线，骑着电动车撞上了马路中间的建筑垃圾，而这堆垃圾来自旁边的一个施工工地，负责人是陈先生，双方就赔偿金额争执不下。为此，他们找到了老杨。

　　老杨了解经过后，开始调解：讲道理，赵先生自己有部分责任，但主要是建筑垃圾处置不当，导致发生交通事故，所以陈先生应该负主要责任；讲法律，如果赵先生做了伤残鉴定，拿到报告书选择打官司的话，陈先生赢面不大；讲利益，双方如果打官司，花费时间长不说，费用也很高，陈先生需要付更多的钱。

　　几番劝说下，陈先生愿意赔偿2.7万元，赵先生也接受了。在老杨见证下，双方握手言和。随后，老杨照旧将这起调解记在了笔记本上。

　　如今，老杨依然会在空闲时戴上老花镜学习法律条款，“时代在变，矛盾类型也在变，调解的手段当然也要跟着变。”老杨说，现在大家都知道要讲法了，这就要求调解员必须走在群众前面，更要懂得依法调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