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首席记者 高敏 

　　在专业性很强的行政审判领域，宁波市中院的陆玉珍法官是出了名的行家里手。在外人看来乱如一团麻的官司，到她手里就如同一台待拆解的机器，故障被精准找到，并被快速修复。

　　陆玉珍的“秘诀”就是多打电话多沟通。为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只要有调解的可能，她都会不厌其烦地给当事方、有关部门打电话，有时候处理一个案件，要打上上百个电话。

　　2018年，陆玉珍办结的行政案件中，协调撤诉率高达44%，一批疑难复杂纠纷在她手上得到妥善化解。“原、被告双方自愿达成和解，原告撤回起诉。”撤诉裁定里轻描淡写的一句话，背后往往是陆玉珍无数个见缝插针拨打的电话，是一次次耐心分析的调解过程。

　　说话语速很快、条理清晰，这是陆玉珍给记者的第一印象。她笑称这可能是她擅长煲“电话粥”的“后遗症”。她所在的宁波市中院除了二审案件外，还承担着辖区行政机关作为被告的一审行政案件，有些案件的审理可能会影响到某个地区的管理与发展，“牵一发而动全身”。

　　2017年9月，陆玉珍审理一起因区政府强制腾房引发的行政诉讼，“强拆、暴力抗法、判刑……”卷宗里的几个关键词让她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

　　因当地政府推进一项重点工程，老人的房子面临拆迁，但双方在补偿问题上难以达成一致意见。政府在实施腾房的过程中，老人和二儿子拒不配合，现场一名工作人员被勒得差点窒息，另一名执法人员大拇指被咬伤。父子俩因暴力抗法双双被判刑。老人刑满出狱后，还是怄着一口气，最后选择了行政诉讼。

　　“法律不是冰冷无情的，我能理解群众对公正的期盼。”面对老百姓的诉求，陆玉珍看似严肃的外表下充满温情。

　　在一次次电话往来中，她与老人推心置腹。“老人诉请要求确认区政府强制腾房行为违法，但根本目的是希望借此撤销刑事判决并获取高额补偿安置利益。”陆玉珍说，这其实代表了相当一部分行政诉讼原告的心态，“打官司有时只是一种途径，背后往往隐藏着原告的其他诉求。因此，一纸判决书不可能达到实质性解决争议的目的”。（下转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