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首席记者 高敏 通讯员 陆钰羽 

　　“我们碰个头，说一说各自负责的网格有什么情况吧。”4名网格员围着桌子坐了下来。

　　“我这里有两户家庭搞不好可能要闹到法庭上去了。老王和隔壁邻居因为宅基地的事情，发生了争执，差点都打起来了。”

　　“不行！我们得赶紧去做思想工作。”

　　这是微电影《融合》的开头一幕。有了矛盾纠纷，除了上法院还有什么办法解决？《融合》讲述的永康“龙山经验”便是最好的回答。

　　实际上，影片里的矛盾纠纷调解故事在浙江各地真实上演着。随着“龙山经验”“普陀模式”的生根发芽，一个由党委领导，覆盖镇域、县域和网络“三位一体”的矛盾纠纷大调解工作格局正逐步形成。

　　“社会调解优先，法院诉讼断后”，浙江大力推进“诉源治理”，将更多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消除在萌芽状态。数据很说明问题：2018年，全省法院收案176.8万件，增幅由2017年的14.8%下降至3.4%，近5年来收案首次出现个位数增长,其中37家法院收案数出现负增长；今年1至4月，收案数继续保持良好态势，增幅继续趋缓，仅为1.5%，与此同时，主要办案质量、效率、效果指标继续保持在全国前列。

　　（下转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