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陈赛男 

　　一份份整齐泛黄的卷宗，散发着陈旧纸张独有的气味，这是目前杭州市档案馆里保存最早的一批公证书。墨笔铅印，随着年月流逝变得陈旧暗淡，却又显凝练厚重，只因这一纸公证书的背后，不仅记载着我省公证事业的一次次变革与发展，也见证着我省法治建设的每一次进步。

　　一份“老”公证书

　　这是一份1954年出具的公证书，也是档案馆里最“老”的公证书。

　　当时，杭州某丝绸企业与一家丝织厂签订了一份加工代理合同，为了保证合同有效履行，专门对这份合同进行了公证。

　　公证书为手写书稿，字迹工整、内容完善，为了节约成本，公证卷宗归档的封底用的还是民国时期的“司法状纸”。有意思的是，这份公证书落款处盖的是“杭州市人民法院”（现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印章，上面的签名章亦是当时的法院院长。

　　“那时候杭州的公证机构隶属于杭州市人民法院，办公地点也设在法院里面，公证书还只是作为法院一种辅助性法律文书。”有着26年公证领域从业经验的童丰，对于公证发展史如数家珍。

　　1956年1月，国务院批准了《司法部关于开展公证工作的请示报告》，随后，杭州市公证处正式成立，并启用了“杭州市公证处”公章。“这次变化虽然看上去仅仅是一枚小小公章，但是这对于公证行业来说却是一次大变革，因为这意味着公证处真正拥有了独立的证明权。”童丰目前所在的杭州市国立公证处前身正是当时的杭州市公证处，也是杭州最早设立的公证处。

　　在童丰看来，以公证处的名义独立出具公证书，这其实是将公证从原先的审判机关转变为社会服务机构，从而让公证站在更加公平、中立的角度，独立行使证明权。

　　1980年，司法部又对公证机关的建制和设置问题作了部署，要求在直辖市、市、县设立公证处。于是，全省各地陆续新成立了一批公证机构。1984年，杭州市公证处正式从杭州中级法院搬迁至小车桥2号，成为面向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窗口单位。这次“分离”更加确立了公证处的第三方独立机构的中立地位。

　　公证进入寻常百姓家

　　独立后的公证处越来越贴近老百姓，公证事项越来越丰富，不再局限于证明国家机关、国营企业和私营工商业之间签订的经济合同。

　　在档案馆里静静躺着的这份委托公证书就是最好的证明。

　　这份公证书出具于1957年，申请人是一个姓杨的年轻小伙。当时，小杨的家人租住在上海某住宅，没有及时支付房租，后来小杨与房东签订了偿还欠租的合同，并保证按期拨付，但因为这份合同还需要办理相关的法律手续，而小杨本人又在杭州工作，无法亲自到场，需要委托姐姐全权代理，这才有了这份委托公证。

　　同一时期陆续出现的公证书还包括财产所有权证明书、遗产继承、赠与、房屋买卖等各类公证。

　　“与早几年以加工代理合同公证为主相比，这一年的公证事项增加了许多新的内容。”童丰介绍说，公证事项越来越丰富，与社会经济发展情况有着直接的关系。

　　“以遗产继承为例，早些年，社会经济发展相对落后，老百姓哪有什么私有财产需要继承。”童丰至今还记得自己办理的第一起继承公证，“从来没做过这类公证，那时候根本不会，只好去翻书。”

　　想到当年的“囧事”，童丰感慨社会发展太快，“现在就不一样了，遗产继承已经非常普遍，而且随着社会财富的增长，遗产继承的内容也各有不同，比如存款继承、房产继承等。随着互联网经济的快速发展，前几年我们还办理过支付宝余额、淘宝店铺的继承。”

　　据悉，如今，为了满足社会需求，各类公证事项已多达280多项。

　　见证法治浙江建设的进步

　　在公证内容不断丰富的同时，公证的程序也愈加严密，这是发挥公证职能，践行法治建设的重要保障。

　　1959年的这份收养关系公证书，内容长达7页，相比更早期的公证书，除了常规的申请表、公证书、送达回证，还增加了“座谈笔录”与“调查报告”。

　　“这是为了确保公证书的真实、合法。”童丰介绍说，随着时代的变迁，公证办理程序可以说越来越严谨，“以前大家都在公家单位，可以由公家单位提供详实的档案信息，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档案意识越来越淡化，很多信息只能通过更多的材料去证实。”

　　前不久，杭州市国立公证处的公证员宋益敏刚刚办理了一份继承公证。父亲去世后，留下一套房子，母亲和三个子女前来办理房产继承公证。

　　“以前，可能只需要公家单位出个证明、盖上公章，就可以出具公证书。现在不仅需要核查死亡证明、户籍材料、人事档案、婚姻情况，还要核实被继承人是否立过遗嘱，并通过询问笔录、现场调查等方式进行双重验证。”宋益敏说，为了保证每一份公证书能够真实、合法，公证处只能从严密程序上下功夫，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并不简单。

　　如今，省内各大公证处均建立了一套完整、严密的办证程序，并引入身份证识别仪、人脸识别仪等科技手段，切实保护当事人和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维护司法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