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月谈》 梁建强 周楠 

　　各地因地制宜制定政策，是把党中央有关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推动地方发展、增进群众获得感的重要一环。

　　记者调研发现，一些地方制定政策时常出现“不接地气”的情况，导致“不易操作”“不合时宜”的政策频频出现：有的政策“短命”，有的盲目“画饼”，有的完全沦为“空文”……这些“万分正确、十分无用”的政策是如何产生的？

　　“短命政策”等频现

　　为了减少空气污染、改善空气质量，中部某省曾下发通知，以“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名义，要求各地，甚至包括乡镇、农村在春节期间全面禁止燃放烟花爆竹。

　　不过，出台仅仅3天之后，这一政策就被叫停。原因很简单，城市中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已经逐渐形成共识，能够执行。但在农村、乡镇地区，节日燃放烟花爆竹量大面广，强制“一刀切”，短期内很难得到群众认同，也很难执行。在群众的强烈反对声中，这一政策最终不再推行。

　　“短命政策”背后，折射出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决策的不够慎重与科学。近年来，命运相似的政策还有不少。

　　记者调研中了解到，南方某市城管部门曾推出一项关于对车窗抛物不文明行为举报奖励的“实施细则”。细则中明确，对有效抓拍到车窗抛物行为的群众，每例可予以100元奖励。初衷虽好，但很快这一新规就遭遇了群众关于执行中缺乏法律法规依据的质疑。

　　因为，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细则》中关于“驾驶机动车不得向道路上抛撒物品”的规定，具体的执法部门应该是公安交警部门，并非城管部门。最终，城管部门选择取消了车窗抛物有奖举报活动。

　　速成式政策成“应景之作”

　　为何这些现象频现？广西行政学院教授凌经球以部分地方的扶贫政策文件制定为例介绍说，文件起草往往由扶贫开发指挥部产业指导组的工作人员负责，但具体起草的同志忙于事务无法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一个人的经验和智力水平也无法将中央的文件精神把握到位，其结果只能参考其他省份的一些做法，赶鸭子上架写出初稿。

　　“有专家提了意见，让他们先去广泛调研，广泛深入了解基层的需求。该同志表示应该这样，但领导要求文件要尽快出台。”凌经球说，初稿出来后，一般由产业指导组的相关部门“会审”——讨论，提出修改意见；然后形成一个初步的政策文件，发到各相关职能部门，由其提出进一步修改建议。

　　这往往是各部门利益博弈的过程，各部门会提出对自身有利的意见和建议。最后，按程序对文件进行会签，由相关领导签发。“最终，文件中不少措施只能是大而化之，提出的模式在各地汇报材料中都存在，所谓的注意事项放之四海皆准，实乃‘万分正确、十分无用’。”

　　记者采访中发现，还有一些地方在制定政策时热衷做“二传手”，把制定政策搞成了“表态”。

　　大别山区一名在基层工作了10多年的镇党委书记告诉记者，当地接到很多来自县、市的文件，都是“戴个帽子就发下来了，没有结合实际进行任何增补”。具体的操作中，中央或者省里出台了文件，市里就下发“关于转发某某政策要求的通知”，县一级则是进一步转发。

　　“到了乡镇甚至村一级，我们不是不想落实，而是有的政策没有配套支撑，没有具体协调指导，想执行也没有办法，只能是不了了之。”这名镇党委书记说。

　　须“问计于基层

　　求教于实践”

　　“政策不接地气、朝令夕改，最终伤害的是政府部门的形象与公信力。”中国地质大学（武汉）马克思主义学院党的建设与社会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岳奎认为，制定政策时，必须坚持“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做好充分的调研工作，广泛听取民意，把“政府意愿”和“群众需要”更好地统一起来。

　　湖南师范大学特聘教授陈文胜认为，一些不懂农业农村农民的人制定三农政策，习惯于用工业发展的经验来指导农业的发展，用城市发展的经验来指导农村的发展。由于不懂基层，缺乏长期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经验的积累，多是“走马观花”式调研，想当然地作出判断。“很多政策未作深入研究，基本上是围绕热点听汇报、看典型，匆匆忙忙起草和出台文件。”

　　陈文胜认为，政策制定必须“问计于基层，求教于实践”。因为解决基层现实问题，书本上没有现成的答案；群众满意不满意、认可不认可，更不能凭想当然。

　　岳奎认为，地方政府部门只有科学制定各种政策，才能真正管用，才能更好地回应民众利益诉求、破解各类发展难题。“政策制定，必须以制定过程的科学性、具体内容的合理性、可执行性为前提。反之，不接地气的政策，最终只会是一纸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