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6月，本报记者跟随中央扫黑除恶第16督导组下沉督导，深度探访督导组进驻上海开展扫黑除恶督导工作的进展和成效。今日，本报特刊发此次采访纪实。

　　本报特派记者 王索妮 

　　仿佛是经过了一个世纪的漫长等待，低沉的声音终于从电话的那头传来。此刻，手机主屏上清晰地显示着时间：6月21日20时整。

　　“总算联系上你了。”这一边，电话接通后的兴奋让江慧瞬间忘却了一天的疲惫。这两天，她给对方去了无数个电话，发了好几条短信，但始终杳无音信。

　　自6月3日中央扫黑除恶第16督导组正式进驻上海开展扫黑除恶督导工作后，江慧和所有其他督导组成员一样夜以继日地奋战，白天按照统一安排部署，听取汇报、查阅台账、个别谈话、实地走访，到了晚上，又得把一部分精力放到与举报人的联系上。

　　每一位督导组成员心里都清楚，只有冲破“关系网”，深挖“保护伞”，才能真正除恶务尽，还一方百姓朗朗乾坤。所以，绝不能放过任何一条有价值的线索。而每条问题线索的背后，皆有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都映照着督导利剑的锋芒。

　　约见举报人

　　在提议与C先生面对面约见时，电话那头的这名实名举报人有些抗拒。随后，他抛出的疑问不禁让江慧哑然失笑：“我怎么确定你们是中央督导组的人？万一见面后你们打我呢？”

　　“我们没必要骗你呀！”江慧的声调突然抬高了，仿佛恨不得直接钻到听筒那头当面解释一番。不过也难怪对方会作出这样的反应。江慧回忆起当时翻阅到的卷宗：2018年4月26日傍晚，C先生曾因一起债务纠纷在上海闹市挨了拳头。

　　半晌沉寂过后，C先生总算同意于6月21日21时在指定地点碰头。

　　其实最早提出想会一会这名举报人的，是和江慧同在第一下沉小组的组员章宏良。此前查阅台账时他就留意到，相关部门在调查C先生被故意伤害案时或存在“雨过地皮湿”的问题。于是他决定和江慧一起“赴约”，深挖细节。

　　南方的梅雨季节原本是最折磨人的，湿答答、潮叽叽，让人透不过气。可今年已入梅的申城，却有着难得的凉爽和通透。这一晚，走在街头的江慧，恍惚间仿佛回到了广东的春天里。在到达约定地后，C先生早已手持材料静候着。他个子不高、眉宇紧锁，身旁还有一名友人陪同。

　　好在，诚恳的会面很快让对方放下了戒心。他小心翼翼地从包里拿出一叠材料，向两人述说原委。

　　事情的起因并不复杂。C先生称，先前他通过中间人王某某把钱借给平某某，但没多久就发现，自己被俩人“套路”了。当他约见平某某想要回钱款时，却被包括王某某在内的三名男子在闹市街头一顿暴打。

　　接下来发生的事让C先生匪夷所思。“属地派出所接到报案后，直到案发一个多月才对相关嫌疑人做笔录，之后没多久就对嫌疑人办理了取保候审。”C先生补充说，被取保后，王某某仍多次威胁自己，后潜逃外地，至今年才在广东珠海被当地警方抓获。

　　“总感觉有问题，但问题具体又出在哪个环节上呢？”回去的路上，江慧和章宏良都在心里画了一个问号。

　　3万多封举报信

　　海量的举报人，海量的举报信。这个6月，对于江慧、章宏良在内的所有督导组成员来说，注定是火热的。

　　每天早上8点开始，信封上注有“上海市A002号邮政信箱收”的举报信件就从四面八方涌来，准时送到中央扫黑除恶第16督导组，守候在门外的工作人员立即对信件进行清点、签收。与此同时，15名电话接听员三人一组，连续12个小时轮流接听举报电话，并将反映内容准确无误地录入电脑。

　　上海是国际大都市，素以良好的治安环境而为人称道，在这样的背景下，还有黑可扫、有恶可除、有线索可查么？督导组进驻前，很多人心中都有这样的疑问。然而大量的举报信和举报电话还是把人拉回了现实。

　　“最开始一天400、500封，一周的工夫变成了一天1300封，到现在每天维持在1500、1600封。”来电来信组组长吴民一指了指一旁堆砌成山的信件介绍，截至6月27日，督导组已收到超过3万封的举报信，其中最厚的一封，足足有40公分高，不少还涉及P2P、“套路贷”等问题，给办案机关侦破案件带来不小的难度。由于工作量大增，组里临时增派人手，如今光是来电来信组成员就超过一百人。

　　扫黑除恶第一手信息在基层，老百姓的呼声也在基层，举报受理自然成为汇集百姓呼声、搜集信息的第一道关，同时也是中央督导组联系广大群众的桥梁和纽带。

　　（下转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