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 许舜达 朱涵 

　　“七八十岁的老人也好，怀着小孩的孕妇也好，有了电梯，上楼再也不用发愁了。”62岁的徐云，家住杭州市上城区上羊市街社区金狮苑小区24幢。去年，徐云的家门口加装了一部电梯，腿脚不太灵活的徐云再也不担心爬上爬下了。

　　徐云居住的单元楼房龄10多年，最高有6层，一幢楼一共住着10户居民，有两个商铺，已经退休、年纪较大的居民占了一半以上。由于过去一直没有电梯，一些居民上下楼有诸多不便，便萌发了加装电梯的想法。

　　“加装电梯要建在两幢楼居民共用车库的上方，这意味着加梯工作不仅要征得本楼10户居民同意，还要取得两幢楼一共20户居民的理解。”杭州市上城区上羊市街社区党委书记兼居委会主任邹紫娟说。

　　这件事并没有难倒上羊市街的居民们。70年前，新中国的第一个居委会就诞生在上羊市街。从那时起，实践“人民民主管理城市”理念的居委会制度取代了“保甲制度”。70年来，当地在基层社会治理方面不断探索创新，不仅实现了“居民自己管理自己”，也让社区这个大家庭更幸福、更和谐。

　　在加装电梯项目上，居民们自发成立了管理小组，自己选了出纳，又选了会计，实行专人负责。为了实现“制度化”，居民们还制定了加装电梯的实施方案和管理条例，弄得“有模有样”。

　　为了方便，居民们有时候就抽空聚在自己家门口、地下车库协商讨论，前前后后协商会开了不下10次，与电梯设计安装公司对接五六次，不断修改方案，解决技术上难题，满足居民们的诉求。最后，居民们齐心协力，装上了一部放心满意的电梯。

　　居民自己商量着干

　　“‘居民自己的事情自己商量着干。’70年前，正是这句话催生了新中国第一个居民委员会。”邹紫娟说。

　　在元宝街、胡雪岩故居等历史古迹“簇拥”中的上羊市街社区，有一座黄包车夫的铜像，纪念的正是新中国第一个居委会主任——陈福林。

　　1949年10月23日，杭州上城区上羊市街的居民代表用画圈投票的方式，选举产生了新中国第一个居民委员会的委员。代表着上羊市街的2000多位居民，经过出席选举会的200余名代表的投票选举，人力车夫出身、热心为邻居办事的陈福林以220多票当选为第一任居委会主任，毕业于上海法政学校的陈道彰以208票当选为副主任。

　　“陈福林当选时曾说过一句话，‘我当过黄包车夫、捡过煤渣，只有在新中国，我们这样的人才有出头之日。’”邹紫娟说。

　　居委会其他7名委员有木匠、女工、中学女教师、银行经理和茶店老板，基本包含了当时的各个阶层。而27枚象征旧社会“保甲制度”的印章也被当场销毁，中国基层民主自治之风从此“刮起”。

　　据记载，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居民委员会制度普及到了中国所有的城市，大部分地方都陆续开展了居委会换届选举工作。选举基本上采用由居民代表投票、上级部门批准的模式。

　　20世纪90年代末，部分省区市启动了城市社区居委会由全体选民直接选举的试点。1998年，山东省青岛市四方区尝试由全体居民直接选举社区居委会，社区重大事项由居民代表讨论通过或进行评议。此后，北京、长沙、天津等许多大中城市的一些社区开始采用直选方式选举居委会干部。

　　社区就是个大家庭

　　仅仅几十年光景，中国的人民群众从数千年来的仰人鼻息“治于人”，转变为能够自己做主，成为基层民主的实践者，真正实现了“人民当家做主”。

　　如今，在新中国第一个居委会诞生地杭州市上羊市街社区，道路提升修复、农贸市场改建等与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事情当中，无不有社区居民主动参与其中的身影、积极协商讨论的声音。

　　杭州市上城区上羊市街社区居委会副主任秦婷介绍，近年来，社区还逐渐总结出了社区协商“六步工作法”，即“民事民提、民事民议、民事民决、民事民筹、民事民办、民事民评”，倡导社区的事“大家议、大家管、大家办”，充分体现“居民当家做主”的自治法则。

　　今年71岁的王永照是金狮苑小区邻里值班室的一名值班员，他所在的邻里值班室以300户为基数，由居民小组长、退休人员自管组长、热心居民代表、党员及志愿者等组成，平时开展小区楼道内日常的自治管理。此外，热心的王永照还有“停车督导”“平安志愿者”“普法宣传员”等多个身份。

　　“可以说，社区就是居民们的一个大家庭，我们自己的事自己提，有商有量一起办，我作为社区的一分子特别有归属感和成就感。”王永照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