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肖春霞 

　　69岁的杨光照一手提着公文包，一手端着水杯，步履匆匆地跨进了枫桥派出所——“老杨调解中心”所在地。他正参与调解一起交通事故致人死亡案件。死者是农村户口，家属为证明他是城镇居民，收集了不少证据，还聘请律师进行论证。为秉公处理，杨光照组织开展了一场“居民”还是“农民”的大讨论。“现在的人法律意识真是太强了，我们没点法律知识还真是调解不好。”杨光照说。

　　33年前，杨光照结束18年军旅生涯，转业成枫桥派出所一名民警。老兵变“新兵”，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业务不懂、法律不懂、群众工作不会做，脑子一片空白。在内勤岗位工作一段时间后，杨光照请缨去做最接近群众的一线外勤工作，一头扎进了枫桥的大街小巷、村舍民居，从此开启了工作新天地。

　　“调解日记”记录社情民意

　　“浅蓝色衬衫扎进藏青色西裤里，头发整齐地往后梳”，杨光照对于工作时的仪表一丝不苟，这也是他一贯的工作作风。正是这股一丝不苟的劲头，让他当年初次接触群众工作时，迅速从无从下手做到了心中有数。

　　1994年，按照当时枫桥派出所“一警一区一杆到底”的工作机制，调到外勤的杨光照有了专门负责的片区。然而，等待他的却净是些“屋后撒尿”“兄弟筑墙”“操场晒谷”“农田排灌”等生活琐事。尤其遇到说不清理还乱的家庭纠纷时，杨光照常常无从下手。

　　“这可和修枪械大不一样！”有着9年炮技师经验的杨光照想，“我得想个办法出来”。于是，他为自己制定了天天进社区、进学校的计划，每天骑着自行车、揣着笔记本，走街串巷，一丝不苟地记载社情民意和每起纠纷的调解过程。“时间、天气、当事人、调解人、当事人陈述内容……”每起案件纠纷，他都详细记载。

　　白天，化争止纷；夜里，杨光照躺在床，回想一天的工作。要是想到白天哪句话没讲对，或者哪个环节没做好，他非要起床，在笔记本上记上两笔，才能安心。渐渐地，杨光照通过写日记的方式，摸索出了调解纠纷的头绪。

　　多年来，杨光照写下的“调解日记”已经有137本，它们就像纪录片一样，记录了许多普通人的生活经历，还体现了枫桥的综合治理情况。

　　枫桥人都知道“有事找老杨”

　　随着枫桥农民变身个体经营户、商人和企业职工，外来务工人员增多，民间借款纠纷、劳资纠纷、工伤纠纷等纷纷涌现，杨光照的调解内容也有了变化。

　　杨光照至今清楚记得第一次调解工亡案件的经历。事发企业的大门被死者家属堵住，一方漫天要价、一方拒不赔偿，双方发生了激烈争吵。好在杨光照已经学过一些相关法律知识，这才顺利平息了矛盾。

　　自那以后，杨光照的“调解日记”里又多了“法”的元素。“不懂法，矛盾就无法可解。”杨光照再次给自己制定了“在实践中学习、在学习中实践，向书本学、向同事学”的计划，以“调解一案例、剖析一案例”的笨办法，逐步熟悉掌握了工伤赔偿、交通事故赔偿、社会治安处罚、赡养老人、遗产继承等方面的法律知识。

　　2007年，枫桥派出所以“矛盾不上交”为标准对民警进行考核。对自己严格要求的杨光照脱颖而出，成为全年唯一完成任务的民警。

　　2008年，枫桥派出所成立“老杨调解工作室”，杨光照是主要负责人。他归纳出“依法疏导、把握重点、换位思考、背面结合、联动调解、案例举证、借助力量、情感感受”等多种调解方法，而“有事找老杨”也成为枫桥人的共识。

　　2010年，得知杨光照要退休了，不少老百姓上门挽留，说舍不得老杨，让老杨不要走，这让杨光照感动不已。

　　“组织有需要、群众有请求，我对老百姓的感情也很深，那就发挥点余热吧！”退休3天后，杨光照重返工作岗位。之后，在诸暨市公安局及枫桥镇政府的支持下，杨光照牵头成立了浙江省基层公安机关首家民间调解组织——“老杨调解中心”，成了一名专职“老娘舅”。

　　除了调解矛盾纠纷，杨光照的另一任务就是给基层调解员培训，培养更多后备力量。就连杨光照入警20多年的儿子，也经常在空闲时听他讲课。“老杨调解中心”的志愿力量越来越多，目前，在册的志愿者有135名。

　　随着荣誉加身，杨光照的影响力从枫桥扩散到全国。四川、湖南、安徽、江西等地也纷纷邀请他去授课，他欣然前往，“我倾囊相授，毫不保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