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习记者 马丽红 通讯员 刘伟平 单倩倩 

　　或老旧或崭新的笔记本上，密密麻麻地记录着纠纷的具体经过、调解结果、后续发展。在我省的调解员队伍中，不少人都会随身携带这样一本笔记本，“它是我们的工作记录，也是‘法律宝典’，更是‘学习笔记’”。近日，记者走访老中青三代调解员，从几版笔记本中一窥平安浙江建设的轨迹。

　　笔记1.0版： “纠纷”是关键词

　　李海明，杭州调解员队伍中的一名老将，他的调解经历都记录在了笔记本上。

　　1980年，李海明从部队转业后到杭州市下城区潮鸣街道地区科工作，兼职做调解工作。在他最早的工作笔记里，蓝色的钢笔记录了这样两起“事故”：1984年2月，杭州一些老城区居民还没用上自来水，生活用水主要靠肩挑，一分钱两桶，两位居民因为一分钱的水大打出手，被送进医院；1987年3月，电工查表时发现总电表显示的是100度电，可20户分电表加起来却只有80度电，这20度电去哪儿了……翻看笔记本，李海明说，上世纪80年代的纠纷中，90%以上是水电费和家庭纠纷。为了调解好这些邻里矛盾，她要经常熟读民法、婚姻法。

　　衢州的贾柏生和李海明同龄，也是一名老调解员，他同样有一本自己的“智囊”，起名为《以案说法案例汇编》。翻开“智囊”，里面粘贴着各大报纸上刊登的人民调解案例。“这本自编的教材很好使，遇到类似案件可参考。”贾柏生说，这是他在调解员岗位上积攒的财富，共收集200多个案例。

　　贾柏生说，过去调解邻里纠纷只需一张嘴，靠的是经验总结。现在，老百姓的法治意识越来越强，调解工作也越来越复杂，“打个最简单的比方，调解协议书从以前的只有一页，变成了现在的十来页；以前只需当事人签名，现在需要签名加指纹双认证”。

　　笔记2.0版：

　　后续思考越来越多

　　东阳马宅司法所所长方辉亮从事调解工作十余年，同李海明、贾柏生等前辈们相比，他的笔记本上记下的不仅有法律条文，还有关于处理纠纷后的思考与建议。

　　“在劳资纠纷和工伤、工亡案件中，完善与人事劳动保障部门的联调衔接机制，就处置开辟绿色通道……”指着笔记本上的几行字，方辉亮回忆说，这是一起工伤案件，赵某被机器轧伤，要求公司赔偿。他在多方调解后，记下了处理结果：工伤认定，家属、医院和个人要进一步争取；医院开具报告单，赵某症状逐步加重，病情变化较快；按照工伤保险条例，公司不可推卸赔偿责任，必须承担。调解结果获得了双方的认可，但方辉亮并未停止思考，就在调解结果的后面记录下了自己有关如何提高工伤案件调解效率的几点想法。

　　类似的思考在方辉亮的笔记本上经常可见。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村的一些纠纷也有所增加。为从源头上解决矛盾纠纷，方辉亮走遍了马宅镇17个自然村，摸排各种矛盾纠纷，一一记在笔记本上。他的走访，也让一些村两委成员改变了原来的管理思路，现在一些村里要做决定前总会电话咨询方辉亮：是否要公开？法律程序如何走？“法治越来越深入人心了。”方辉亮说。

　　笔记3.0版：

　　“大调解”出现频率增多

　　1988年出生的叶进是龙游县最年轻的调解员，别看他年纪小，一年调解的案件却达400多件。叶进说，和老一辈调解员比起来，他的调解有了更多“杀手锏”。

　　近年来，我省根据人民调解出现的新特点，建立了党委政府统一领导、政法综治牵头协调、司法部门业务指导、职能部门共同参与的“大调解”机制，叶进就充分运用“大调解”这根杠杆，撬动了不少难啃的“骨头”。

　　“龙游县横山镇有两名村民斗殴，其中一人非正常死亡，家属要求索赔百万元。”叶进的笔记本上记着，“派出所、律师、村干部、‘三联中心’、调解员都到场了。律师表示，是否违法，需要派出所对案情进行鉴定；派出所民警说，案件正在调查中。星期五早上，大家决定，各部门人员在派出所再集合……”叶进说，过去，调解员遇到难题，要在各部门间跑断腿；现在，借着“大调解”的优势，很多问题迎难而解。

　　“我还有一个‘法宝’。”叶进向记者展示了他手中的基层治理“四平台”App。平时，一发现矛盾纠纷，他就上传至App，相关部门根据案件分类处理，快捷、高效地将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

　　随着法治浙江建设的深入，“四平台”App也变成了大数据的一部分，不仅有利于案件的精准调解，也帮助建立健全科学合理的分析、预警、汇报机制，为党委、政府决策部署提供参考，为有关部门查找安防和监管盲点提供数据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