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栏语

　　为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从源头上减少诉讼增量，去年以来，我省政法系统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在诉源治理方面进行了大量有益探索，树立了“社会调解优先、法院诉讼断后”等理念，形成了“龙山经验”“少捕慎诉”等诸多好做法好经验，有力推动了我省社会治理现代化，增强了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必须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为全面反映我省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特别是诉源治理工作的务实举措和生动实践，本报今天起开设“诉源治理看浙江”栏目，全面介绍我省法院、检察院、公安、司法行政等政法单位及信访部门全力推进诉源治理的探索和取得的成绩。

　　本报记者 丁田醒 

　　在诉源治理的浙江实践中，司法行政系统始终扮演着重要角色：

　　从时刻身处矛盾纠纷化解第一线的人民调解员，到借助专业知识和中立第三方身份优势开展纠纷调解的律师；

　　从探索运用多种公证手段化解纠纷，做好预防服务工作的公证员，到完善仲裁调解制度，参与多元化矛盾纠纷化解机制建设的仲裁员；

　　行政复议机关通过调解，促进行政争议有效化解；

　　刑事案件律师辩护的全覆盖，让法律援助工作者在诉源治理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多种职能齐发挥，多支队伍共作战，构建了司法行政系统协同高效的非诉讼纠纷解决体系。

　　他们，始终挺在矛盾纠纷化解第一线

　　11月7日一早，嵊州市金庭镇“羲之”调解室的负责人虞潇方，正准备去北漳村回访老张和老李两位当事人。现年70多岁的老张和老李，此前因为200平方米的山地争了十多年，甚至大打出手。3天前，虞潇方利用无人机、国土卫星图等现代化工具，顺利找到了争议林地的中间线，通过“用事实说话”让老张和老李心服口服，妥善化解了矛盾。在“羲之”调解室，虞潇方每年要调解近200起大大小小的纠纷案件。

　　在浙江，像虞潇方这样始终挺在矛盾纠纷化解第一线的人民调解员有12.5万余名，各类调解组织32900多个，每年调解矛盾纠纷60万件起，成功率达99%以上。

　　如果说传统的人民调解员队伍善于化解家长里短的矛盾纠纷，那么，律师的参与则进一步丰富了非诉讼纠纷解决体系的内涵。

　　不久前，浙江海浩律师事务所调解工作室的律师柯菲受杭州市下城区法院诉调对接中心的委托，调解了一起交通事故纠纷。当事人双方在车损费用上有争执，考虑到纠纷本身并不复杂，双方当事人也能沟通，走诉讼程序对双方而言都不是最好的办法，因此，柯律师首先向负事故主要责任的王先生详细分析了相关法律规定，继而做起负次要责任的雷先生的思想工作。

　　“柯律师，你是专业的，知道这种情况怎么处理比较好。既然你都说得这么清楚了，那我也愿意退一步。”出于对律师专业能力的信任，雷先生作了让步。经过反复沟通和协调，最终，双方就赔偿金额达成一致，签署了调解协议。

　　从互不相让到当场履行，律师的参与，让调解更有“法”门。据了解，截至今年9月，我省11个市和89个县（市、区）已全部开展律师调解试点工作，设立律师调解机构412个，有律师调解员3869人。试点工作开展至今，律师已参与调解案件26255件。

　　此外，公证机构通过扩大公证方式适用，引导公证员开展分家析产、股权转让等家事、商事公证活动，以固定事实、固化法律关系等形式，有效预防矛盾、化解纠纷；仲裁机构则建立调解工作机制，发展仲裁调解队伍，最大限度地在化解矛盾纠纷过程中发挥仲裁的职能作用。

　　他们，已经成为了社会和谐稳定首道防线的坚定捍卫者。

　　互联网+，让非诉讼纠纷

　　解决更高效精准

　　工作日里，衢州仲裁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不停接听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咨询电话。这里的10余名工作人员，已累计受理互联网仲裁案件达20万余件，标的额超10亿元，标的额、网络仲裁案件总量均居全国前列。（下转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