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1版）

　　把好案件入口关，

　　有效减少诉讼增量

　　对诉讼进行源头治理，不是将矛盾纠纷一概挡在司法程序之外，而是要正确处理好诉源治理与诉求受理、纠纷化解与公正司法的关系，把好案件入口关，依法有效减少案件增量。

　　永嘉的周甲因民间借贷纠纷被当地法院立案执行，其财产被法院查封拍卖。为稀释他人债权，减少自身损失，周甲与周乙商定，周甲伪造一张60万元的借条给周乙，周乙持借条到永嘉县法院起诉周甲，要求参与债务执行分配，等成功后把执行款还给周甲。永嘉县法院经审查认定，周甲、周乙不存在真实的民间借贷关系，驳回周乙诉讼请求并移送公安机关侦查。后周甲、周乙因虚假诉讼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6个月，并处罚金2万元、1.5万元。

　　严厉打击虚假诉讼，深化民间借贷等虚假诉讼多发领域案件的协同治理，是我省法院严把立案关口的有力举措之一。去年以来，我省严肃查处和打击虚假诉讼，将虚假诉讼纳入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重要内容，并针对民间借贷案件出台会议纪要，健全职业放贷人名录建立通报等机制，严肃查办当事人之间通过共谋、串通等方式虚构债权债务，骗取法院裁判文书，转移财产或侵害第三方权益等违法犯罪行为，取得了明显成效。

　　对虚假诉讼、滥诉等进行严格规制的同时，全省法院对依法应当受理的民事案件，坚持有诉必理，并按照“纠纷解决分层递进化解”的思路，大力推进“分调裁”机制建设，积极打造诉前化解、立案调解、简案速裁“三道过滤网”，分阶段递进化解各类矛盾纠纷。当前，我省不少法院已基本实现繁简案件的“二八分流”，即八成以上进入诉讼程序的案件解决在了立案调解和简案速裁阶段。

　　在侦查、审查起诉环节，我省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积极推进“少捕慎诉”工作，坚持依法可捕可不捕的不捕、可诉可不诉的不诉，加大对轻微刑事犯罪案件的非罪化和轻缓化处理力度，有效提升诉讼效率，化解社会矛盾。今年1—9月，通过对轻微刑事犯罪案件加大不捕不诉力度，全省不捕率达26.5％、不诉率为17.4%，从源头上减少了诉讼增量。

　　就在上个月，省公检法联合出台《关于办理“醉驾”案件若干问题的会议纪要》，对“醉驾”不起诉标准作出新的调整。这是我省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和罪刑相适应原则的具体体现。但放宽移送起诉、起诉标准并不意味着放纵犯罪，也不意味着肇事者可以不受处罚。近年来，浙江交警部门一直严厉打击酒驾、醉驾交通违法，不定时不定点常态化开展集中专项整治行动，不断完善“零酒驾”单位创建等预防机制，最大限度挤压酒驾醉驾违法犯罪空间。1—10月底，全省共发生涉酒交通事故1169起，同比下降22.63%。

　　坚持案结事了，

　　推动诉讼纠纷实质性化解

　　诉源治理的成效如何，关键在于矛盾纠纷是否得到实质性化解，是否真正实现“案结事了”。

　　日前，诸暨市检察院对一起17年前的故意伤害案犯罪嫌疑人唐某作出相对不起诉决定，唐某与被害人钱某两家人17年的心结也终于解开。2002年，两人因房屋水管问题产生矛盾，唐某打伤钱某头部后“消失”，原本亲厚的邻居从此结怨。一晃17年过去，钱某因病去世，但其妻子和子女仍耿耿于怀，在发现唐某返乡后马上报了警。之后，此案被移送至诸暨市检察院审查起诉。

　　“17年了，让唐某受罚容易，但要真正案结事了，还得解开两家人的心结。”在唐某自愿认罪认罚的基础上，承办检察官联合公安机关、村委会做起了双方的调解工作，最终钱某家属对唐某表示谅解，两家达成刑事和解。

　　这是我省深化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推进刑事和解的一个缩影。今年以来，全省政法系统完善分流、调解、速裁、快审及律师值班、量刑建议等机制，让更多符合条件的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最大限度实现案件处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1—10月，全省共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办结案件3.7万余件4.8万余人，案件适用率从年初的23.9%上升到10月的85.5%。

　　在民事案件上，针对近年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的司法被拘留人数量大幅上升的情况，我省公安机关探索创新“拘调衔接”工作机制，会同法院、司法行政部门在拘留所成立司法拘留社会矛盾化解工作室，对因民事案件未履行被拘留等情况展开调解，及时实现民事诉讼胜诉当事人合法权益，最大限度推动“案结事了”。去年以来，全省79个拘留所共成功化解社会矛盾2万余起，促成履行纠纷款项15亿元。

　　同时，我省加快推动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全面推行行政争议调解中心建设，建立健全律师援助、考核激励、责任豁免等配套机制，有效解决政法机关不愿调、不敢调、怕担责等问题。1—9月，全省一审行政案件协调撤诉率达29.96%，同比上升了5个百分点。

　　走过千山万水，仍需跋山涉水。

　　全省政法系统将结合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接续奋斗，久久为功，推动诉源治理工作不断向纵深发展，为加快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平安浙江、法治浙江作出更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