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首席记者 王索妮 通讯员 张文宝 

　　车辆急速行进在S10省道上。窗外雾气昭昭，广袤而单调。蓝色如桶状的巨型工业设备，不时从眼前掠过。冬日的太阳从远处的群山中缓缓落下，灰白色的山石几乎触手可及。

　　高成军握着方向盘，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前方。他是“老刑侦”，行车和做事一样干脆利落。只是，当车辆接近长兴县煤山镇政府的位置时，他的脸色还是微微有变。18年前，就在这附近，高成军出了场车祸。左脸缝的那34针，如今变成胎记般的疤痕，深深烙在他黝黑的脸颊上。

　　“我出车祸前没几天，刚抓了个偷窃大盗。”高成军仿佛自言自语，“那家伙是个狠角色，两三米高的围墙，他‘嗖’的往下跳，让他给跑了。后来他是在家里被我们逮到的——就他家猪圈，还是我给上的手铐！”高成军顿了顿，语调突然起伏：“隔了几天，我撞车的地方，就在他家边上。你说巧不巧？”

　　光线开始消失于山间，“长广”到了，这个看似荒芜之地，个人和城镇的命运曾紧密地交织在一起。

　　“小香港”

　　“长广”，位于安徽广德和浙江长兴的交界处。从地域上讲，这里属于安徽，但一条街有两个区号，浙江人和安徽人在家里开窗相互喊一声就能听到，打电话却是长途。安徽人把这里称为“牛头山”，浙江人则亲切地称它为“长广”。

　　说起自己“长广人”的身份，高成军至今仍是一脸自豪。

　　浙江能源匮乏，上世纪50年代经国务院协调，将安徽广德大小牛头山、查扉村煤田并入长兴煤矿。1958年8月，浙江省唯一的重要煤炭工业基地——长广煤矿诞生，形成了“地面安徽管，地下浙江挖”的独特局面。也正是从那时起，包括高成军父辈在内的一支来自全国各地的创业大军，浩浩荡荡来到“长广”。

　　“长广”地区地质条件复杂，煤层单一，瓦斯含量高。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长广人”勤勤恳恳，付出了辛勤的汗水，甚至鲜血和生命。而生于斯长于斯的“长广”二代，逐渐剥离了父辈关于遥远故乡的记忆，天南海北的词汇和特定的口音融为一体，化为特殊的“长广”普通话。

　　“长广”内部有一套封闭式的循环系统。职工看病没人跑去长兴，因为长广职工医院设备齐全又先进，在长兴和广德都首屈一指；子女要念书，从托儿所到中专、技校、电大，这里也都齐全了，最出名的长广一中，当年就汇聚了来自清华、北大的师资力量，一到放学，那汹涌而出的人流，从学校门口漫到矿区的大马路上，再延伸到千家万户。

　　血肉之躯隐进煤层，点亮了灯红酒绿的夜空。原本荒凉的小山村变成热闹的集镇，商店、电影院、工人文化宫……晚饭后人们扎堆进舞厅一起忘情舞蹈，直至子夜。波浪头、喇叭裤、高领毛衣，那个时代的潮流，“长广人”从不落下。有人甚至开玩笑说：“这里的棒槌画双眼睛，也能娶到老婆。”

　　上世纪80年代，长广煤矿进入生产辉煌期，产煤量超过100万吨。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矿区汇聚人口将近6万，被外界称为“小香港”。

　　人口多了，矿区治安和各类社会问题也更复杂了。1989年5月，长兴县公安局长广煤矿矿区公安分局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当年还在长广千井湾煤矿搞生产技术的高成军为了一圆警察梦，前去报考，最终过关斩将，成为10名“幸运儿”之一。那时，长广煤矿公安分局的民警数量和长兴县公安局差不多。

　　躁动

　　如今，当高成军再次重回这片土地时，扑面而来的已是一种封闭而无聊的基调。

　　街面空旷得仿佛一个小小的迷宫，随便走到哪里都似曾相识，一闪而过的店铺又像是通往现实的出口。想起曾经的繁华，“长广”更被蒙上了一种萧瑟感。

　　这座工矿重镇曾极度辉煌，但又逃不离资源型城镇必经的危机。上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资源的枯竭，长广公司的矿井开始逐步关闭。在时间的荒野里，人和城市的命运如同一叶扁舟，起伏翻转只在瞬间。“长广人”陆续买断、分流、转产，机构开始撤并，总部迁至长兴，煤矿人员也逐步回撤浙江。

　　这是“长广人”不得不承认的最为动荡的上世纪90年代。就连高成军所在的长广煤矿公安分局也面临着改制。按照政企分开、政事分开的原则，1999年12月，长广煤矿公安分局更名为长兴县公安局长广分局，为长兴县公安局直属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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