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首席记者 王索妮 记者 陈立波 王志浩 陈洋根 见习记者 胡宗昊 

　　1月14日，“两院”工作报告新鲜出炉后，省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围绕着报告展开了热烈讨论，对一年来“两院”依法履行审判和检察职能，维护社会稳定、保障经济发展、促进法治建设所做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并提出许多建设性意见。

　　列席人员危辉星：诉源治理“浙江新模式”显成效

　　“内容详实、重点突出！”衢州代表团列席人员，衢州市中级民人法院党组书记、代院长危辉星对“两院”工作报告赞不绝口，在不少地方都着重进行了标注。

　　对于报告里2019年全省法院收案数首次下降，危辉星有着自己的理解。“这并不意味着法院工作量减少了，而是将工作重心前移了。”危辉星指着报告中的司法大数据，在下面连标了几道横线——2019年全省法院收案下降4.6%，诉前化解案件18.4万件，“法院工作重心的转移，使得更多案件在诉讼前就得以化解。”

　　省高院工作报告中专门提到，聚焦基层社会治理，探索诉源治理“浙江新模式”。这些年，浙江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更加主动地把法院调解工作置于党委政府大治理格局之中，全面推广在线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平台，“社会调解优先、法院诉讼断后”的递进式矛盾纠纷分层过滤体系日益健全，源头治理矛盾纠纷效应日益显现。

　　“事实证明这是条正确的道路。”危辉星说，这些年，衢州法院紧紧围绕市委打造基层治理最优城市决策部署，主动融入党委政府社会治理大格局，如今，6家基层法院都已入驻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此外，衢州还推行了人民法院“周二巡回日”等工作，创新“诉前调解+司法确认+简案速裁”金融纠纷多元化解，努力实现矛盾化解“最多跑一地”。

　　“去年，我们衢州法院诉前纠纷化解率达36.15%，居全省地区第一位，老百姓纠纷化解更便捷、更高效，对我们法院的信任度也越来越高了。”危辉星建议说，“如果能加快‘互联网+法院+基层治理’的信息化建设，让百姓不受地域限制，无论在哪里都能享受到这样的红利，那就更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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