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日报》 韩秉志 

　　疫情防控期间，基于移动互联网等新技术，催生了大量新就业形态。什么是新就业形态？发展新就业形态还需要补齐哪些“短板”？记者就此采访了业内人士。

　　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副院长莫荣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新就业形态等灵活就业形式正成为稳就业的重要渠道。“新就业形态，是指依托互联网等现代信息科技手段，实现有别于正式稳定就业和传统灵活就业的灵活性、平台化的组织用工和劳动者就业形态。”莫荣认为，这些形态就业门槛相对较低，且进出自由，就业相对灵活自主，因此对增加就业机会、缓冲失业风险、帮扶困难群体就业等方面作用明显。

　　近年来，新就业形态因其时间、空间的灵活性，开始显现出独特的优势，特别是平台众包工作、网约工作、社群经济就业等新就业形态发展较为亮眼。尤其是今年疫情防控期间，餐饮、交通、住宿等服务业一度按下“暂停键”，但取而代之的线上零售、线上教育、视频会议、远程办公等，不仅保障了人们日常生活和工作，还提供了大量灵活就业岗位。

　　国家信息中心分享经济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共享经济发展报告（2020）》显示，2019年，以新业态形式出现的平台企业员工数已达623万人，比上年增长了4.2%；平台带动的就业人数约7800万人，同比增长4%。据美团公布的数据，疫情发生至今，在美团平台获得收入的新增骑手数量超100万人，承担了稳就业的社会责任。

　　面对灵活就业的发展，专家提醒，当前对平台经济的监管不适应新经济发展的问题比较突出，特别是疫情冲击下利用平台经济“保居民就业”的支持政策明显滞后。“互联网技术催生了一大批新就业形态，将‘工作’细分为具体‘任务’，通过众包工作平台提供给劳动者，是一种新的劳动交易方法，现行劳动法律制度和劳动用工管理方式与新就业形态不适配。一是如何做到既保证灵活就业群体的合法权益，又能促进其健康发展，需深入研究；二是就业扶持政策如何惠及平台上的灵活就业者以及个体工商户，需要研究；三是平台上灵活就业的手艺人、新匠人群体亟需职业技能提升培训，如何解决教育培训资质问题需突破；四是如何解决灵活就业者参加社保的问题。”莫荣说。

　　此外，近年来，部分地区“互联网+”平台劳动纠纷与往年相比也呈增加趋势。由于平台就业劳动者的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工作频次、监管方式、绩效考核方法等与传统就业方式不同，相关法律法规难以覆盖这部分劳动者，需要出台新的法律法规维护其合法权益。

　　采访中，专家建议分类规范新业态下的用工。“要创新劳动保障法律制度，更好地保障劳动者权益。同时，制定更加积极的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支持政策。对解决就业人员较多的平台，可根据吸纳就业困难人员的具体情况给予稳岗补贴。”莫荣说，此外，“零工经济”的就业模式打破了雇主与劳动者的传统用工关系，“应研究解决灵活就业人员参加社会保险的便捷性问题，进一步优化社保参保服务”。

　　记者从人社部了解到，“数字平台经济促就业助脱贫行动”日前启动，将提供一批外卖骑手、物流收派、仓库管理、理货打包、家政服务、汽修服务等岗位定向投放贫困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