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许梅 通讯员 刘传玺 

　　不久前，一封由省检察院交办的申诉信，放到了金华市检察院第七检察部主任鲍庆华的办公桌上。

　　这是一桩涉案金额并不大的盗窃案，被告人最终获刑也只有8个月。但鲍庆华发现，申诉材料里，申诉人却列出了足足6条申诉理由。案中那个8年前在义乌盗窃被抓的云南小伙阿雄（化名），真的是被冤枉了吗？一场公开听证会，拉直了这个问号。

　　云南小伙在义乌犯了事

　　时光回溯。2011年9月，当年19岁的阿雄离开老家云南普洱那个偏远的小村，只身外出打工。作为家中的第二个儿子，中专毕业的他承载着全家人的希望。

　　不过，阿雄找工作的过程并不顺利。在江苏昆山短暂逗留一两个月后，他来到义乌。劳务市场里人山人海，到处碰运气的他，结识了比大他1岁的东阳小伙陈某。3个多月过去，阿雄还是没有找到稳定的工作。举目无亲、身无分文，他和陈某一起干起了盗窃的勾当。

　　2011年12月30日，阿雄和陈某因盗窃被公安机关抓获。2012年4月，义乌市法院以盗窃罪判处阿雄有期徒刑8个月，并处罚金1000元。

　　但阿雄的这些变故，他远在云南的父母全然不知，直到接到看守所和医院的电话。原来，法院判决后，阿雄在看守所服刑。谁也没有想到，就在即将刑满释放前十多天，他突然因病昏迷。

　　由于病情严重，阿雄先后被送到义乌中心医院、浙江青春医院、杭州红会医院、普洱人民医院、普洱第二医院等医院救治。经诊断，阿雄的病是继发性肺结核、结核性脑膜炎、腔隙性脑梗阻，病情危重、高度危险，花去了巨额的医疗费。

　　从国家赔偿到刑事申诉

　　匆匆从老家赶来的阿雄父母，在医院见到了昏迷中的儿子，一下子就懵了：年纪轻轻的儿子怎么突然就病了呢？而且，为什么是看守所的民警打来电话？

　　阿雄离开家后，曾给父母写过两封信。一封信里提到，他因为一些事暂时被“管控”了，但很快就会没事；另一封信里，阿雄说自己身体不太好，但也安慰父母说病情不严重，让他们不要担心。

　　事后阿雄父母回想，这两封信应该都是阿雄在看守所服刑期间写的，只是儿子自知盗窃这事很丢脸，所以信中才故意轻描淡写，不想让他们知道。

　　经过积极治疗，阿雄终于从昏迷中醒来，但智力却大大下降。

　　2014年5月，普洱市第二人民医院司法鉴定所出具《鉴定意见书》，鉴定阿雄为脑炎（结核）后综合症、无民事行为能力。之后，云南省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法院判决阿雄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阿雄的父母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找来当律师的远房亲戚胡远春，决心要为儿子“讨个说法”。

　　2013年，阿雄通过代理律师胡远春，开始向公安机关、法院申请国家刑事赔偿，但三级法院均认为提出的赔偿请求依据不足，予以驳回。

　　在这起国家赔偿案审理中，胡远春发现，公安机关的关押记录显示阿雄为2012年1月6日被收押，但被抓获归案的日期是2011年12月30日，期间的6天，阿雄在哪里？阿雄的病会不会和这“消失的6天”有关？于是，2019年6月，胡远春以阿雄盗窃案原刑事判决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等理由提出刑事申诉。

　　义乌市检察院经审查认为申诉理由不成立，不予支持。2020年5月，胡远春又转而向浙江省检察院代理提交阿雄的刑事申诉案材料，后案卷材料被转至金华市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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