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许梅 通讯员 方芳 方利利 

　　本报讯　发现未成年人遭受侵害时应当立即报告；为拓宽举报渠道，加强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与互联网技术的融合，通过手机上的小程序动动手指就可以立即举报；对履行强制报告义务不到位的，检察机关依法监督纠正，让制度长出“牙齿”……作为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首创地，杭州通过一系列完善且行之有效的制度机制，凝聚起了社会各界保护未成年人的合力。

　　近年来，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持续上升，预防难、发现难、取证难等问题亟待破解。2018年4月，杭州市萧山区检察院率先在全国建立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强制报告制度后，同年7月杭州在全市推广。随后，在杭州市委政法委的支持下，又推出了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干预制度，各部门职责进一步明确。今年5月，强制报告制度进一步在全国推广，并被写进了《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草案）》。

　　截至目前，杭州共发生涉强制报告刑事案件34件，其中医疗机构报案16件、学校报案11件、妇联组织报案2件，物业、酒店、教育培训机构从业人员报案各1件，报告主体不断丰富，一系列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得到及时处置。

　　为进一步拓宽举报渠道、降低隐案发生率，今年1月，杭州市检察院联合支付宝上线“检察监督线索举报—杭州”小程序未成年人保护专栏。当发现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行为时，通过文字描述、图片视频、共享定位等多种方式，都可以即时举报。

　　今年春节期间，9岁女孩兰兰（化名）的父母外出期间，其爷爷吴某（化名）趁机猥亵女孩。兰兰告诉父母，但父母并不相信。4月，当吴某再次猥亵时，兰兰用手机拍摄下全过程，向村妇女主任求助。妇联根据强制报告制度要求，通过支付宝小程序举报。杭州检察机关收到线索后第一时间介入，引导公安机关侦查，加强关键性证据的固定指导；同时，杭州市检察院指派心理专家对兰兰及其家庭开展系统性心理疏导。最终，吴某受到法律的制裁。检察机关对兰兰的关爱及救助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

　　为加强制度的“硬约束力”，最高检等九部门出台的《意见》中明确，检察机关依法对强制报告制度的执行情况进行法律监督，对工作中发现相关单位执行、监管不力的，可以通过制发检察建议书等方式进行监督纠正。对公职人员长期不重视强制报告工作，不按规定履行强制报告义务的，由监察委员会依法进行问责，对涉嫌职务违法犯罪的依法调查处理。截至目前，杭州检察机关结合个案办理，针对强制报告制度落实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共制发检察建议书14份，助推机制真正落地见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