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 杨旭东 整理 许金妮 

　　因为我管理过上百个死刑犯的事儿，近两年，陆续有不同的媒体前来采访，他们有着同样一个目的——都想要从我身上听到一些感人至深的、血泪横流的故事。

　　但是很抱歉，我总觉得我无法为记者朋友们提供特别满意的回答。我只能讲一些案例，诸如，男子为还赌债杀掉亲生父母，长相帅气的年轻小伙子在做传销的过程中犯下两起命案等等。每每我说起这些案例，记者朋友们都会听得聚精会神，大呼“精彩”。

　　有媒体说我是“灵魂摆渡人”，是我让那些原本邪恶躁动的心灵在最后时刻回归善意。倒也没这么夸张，我没有制止他们所犯下的罪行，也没有天南地北追凶的故事，我只是在做我的本职工作而已。这份本职工作，除了处理死刑犯发生的一些突发情况外，八九成的时间都是在谈话。

　　在我看来，这份工作没有什么特殊的。

　　新 人

　　正式介绍一下我自己。我叫杨旭东，今年53岁了，在杭州市看守所工作。不知不觉，我已经到了退居二线的年纪，再回想刚来看守所的日子，一切都有些恍惚。

　　在来看守所之前，我是一名特警，喜欢轰轰烈烈的抓捕行动，喜欢骑着警用摩托追逐“飞车党”，不喜欢说话。男人嘛，光干不说这才酷。

　　2004年，我从特警队调到杭州市看守所，没过多久就开始负责一审判处死刑在押人员的管理工作。

　　刚得知我要调到看守所这一消息时，我甚至觉得，我的激情岁月已经结束了。

　　那天，我背着包来到距离市中心大约30公里的杭州市看守所。16年前，那里还没有改造成有着园林景观的全国一级看守所，条件有些简陋。我越靠近那儿，就越觉得荒凉、窒息。

　　进入监区之前，同事带我经过了好几道门，最深处的就是死刑犯所在的监区。每经过一道门，我就觉得自己的世界又小了一点。回头想看一下外面的世界，可四周都是铜墙铁壁，我从通道上的小窗户里使劲儿探头，才能看到一方小小的天空。监区里，一双双眼睛瞪着我，充满着惊恐、怀疑、绝望，风一吹，一股浓重的消毒水味儿刮进来。“完了，犯人还有进进出出的时候，我搁这儿就是无期。”那天，我很绝望。

　　而之后的工作也确实没让我重燃希望，枯燥得要死，每天雷打不动地按照规定进行查监、看管着犯人的吃喝拉撒。有时候，我觉得自己跟服务员有点像，但我“服务”的是穷凶极恶的犯人。这一点，让我觉得又害怕又无奈，一想到自己每天跟抢劫的、贩毒的、杀人的罪犯待在一起，就忍不住打个寒颤。

　　有一段时间，我甚至没有勇气直接找新来的犯人谈话。每每监区有新的犯人进来，那三四天我基本上不愿回家——晚上，我就待在监控室里观察他们的行为举止到天亮；白天，我也不跟他们正面接触，而是从同监室的其他犯人那侧面了解他们的情况。心里有了底，我才会找他们谈话。

　　但慢慢地，我开始从观察和跟他们谈话中找到了这份工作的意义，也在死刑犯最后一刻的悔悟中体会到了感动。不知不觉中，我开始接纳甚至热爱这份工作。

　　门 道

　　很多记者见到我的第一眼就夸我年轻，有活力，完全不是50多岁的模样。殊不知，我上班和下班是两个样儿。上班的时候，我得提起十二分的劲儿，用最好的状态面对犯人，只有这样他们才会服我、尊重我。而一下班，我就觉得整个人都蔫儿了下去，媳妇总质疑我，“你这么蔫蔫的，到底是怎么管理死刑犯的？”

　　这里边的门道可多了呢。面对不同的人得有不同的样。例如，面对冲动杀人追悔莫及的那些犯人，我是“知心老大哥”的样儿；而面对那些死不悔改的，我就得是“严厉教官”的样儿。有时候，我还得当“爸爸”呢！

　　大概是六七年前吧，看守所里来了一名年轻的小伙子，犯的是抢劫杀人罪，21岁，瘦高个，衣服破破烂烂的，头发又脏又长。他看人的眼神警惕又惊恐。

　　那样的眼神第一次看向我的时候，我的心里剧烈地颤了一下，随后竟生出了同情感。当然，这种感觉很快被我抑制了下去，“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不能被外表给迷惑了。”

　　但我还是忍不住去格外注意他。我发现这个小伙子脾气很冲，性格也很敏感，对身边的人都特别有敌意，有时候，同监室的人拿了他还没看完的书，他都觉得受了欺负。

　　为了知道这个小伙子到底在想什么，我开始了解他的身世——原来，这个年轻的死刑犯从小父母离异，双双抛下他不知去向，他几乎是流浪着长大的。在外面混日子难免跟人起冲突，他开始打架、抢劫，最后，杀了人。

　　（下转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