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击境外犯罪 培养专业人才

　　今年“两院”工作报告中，反电信网络诈骗和网络信息安全的内容被多次提及。省检察院报告指出，要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美好生活，大力推进网络综合治理，起诉电信网络诈骗、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等群众深恶痛绝的违法犯罪79301人。

　　看到这个数字，省人大代表、衢州市公安局衢江分局杜泽派出所副所长方婷婷重重地划上了两笔。她说，近几年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电信网络诈骗手段层出不穷，具有翻新率快、隐蔽性强等特点。为加强反诈宣传力度，方婷婷常作为特邀讲师到乡村振兴讲堂给村民开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知识讲座，通过分析发生在群众身边的真实案件，让大家了解电信网络诈骗的隐蔽性。“感触很深的是，跟前几年相比，大家现在对这方面的普法很重视，主动来听讲的村民多了不少。”

　　每日工作走访中，方婷婷都会往包里放入一叠反诈宣传手册，虽然有些重，但她一直保持着这个习惯，“毕竟和那些电信网络诈骗发生后的损失相比，这些已经很轻了。”

　　省检察院报告中还有一段话也引起方婷婷的关注：某职业学院21名大学生实习误入电诈窝点被刑事立案，检察机关依法建议撤案处理，挽救了受骗大学生。“我特地去翻阅了后续的补充说明，发现这21名大学生或通过专升本考试继续深造，或通过单位招考等顺利就业。这不仅挽救了这些大学生，也挽救了他们背后的21个家庭，展现了浙江的执法温度。”

　　“我在工作中了解到，很多诈骗窝点设在国外，诈骗团伙人数达数百人，不少人被高薪诱惑从事诈骗违法犯罪活动，还被限制人身自由。”为此，方婷婷建议要尽可能强化国际间的合作交流，打击境外犯罪。同时面对新的电诈技术和手段，要加大力度培养专业技术人才，为案件办理提供技术保障。

　　开展无障碍试用体验

　　有力维护特殊群体合法权益，率先开展无障碍环境建设公益诉讼，经验做法推广全国，悉心守护老年人、残疾人出行“有爱无碍”——今年省检察院报告上的这段话，让省人大代表、宁波市第九医院放射科主任舒仁义心头暖暖的，“这让我看到了浙江对我们残疾人群体的关心和重视。”

　　作为残疾人，舒仁义过去一年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我省无障碍设施的不断改善。但在调研中，他发现有些无障碍设施仍存在瑕疵，“比如有的公共场所虽然设置了无障碍设施，但存在没有扶手、坡度过大以及内部空间狭小、不便于轮椅转动等问题。”舒仁义希望，有关方面能更加设身处地地了解残疾人需求，在实际工作中处理好每一个细节。

　　为此，他今年带来了《关于全面实施新建城市道路和公共服务场所无障碍试用体验的建议》，提出可以制定全省全面实施新建城市道路和公共服务场所无障碍试用体验相关制度，按照属地原则，在竣工验收前由建设单位联系当地残联、老年人组织、无障碍促进组织等，开展无障碍试用体验，对无障碍建设达不到要求的，不予通过竣工验收。

　　由于工作原因，平日里舒仁义与老年患者多有接触，因此他对农村社会化养老问题也十分关注。“如今农村的生活水平有了质的提升，但由于大部分青壮年劳力都外出务工，村里老年群体的自养能力较低。”他认为，农村养老水平亟待提升，希望政府在加强养老服务兜底保障的同时，引导更多社会力量参与到农村养老事业中，加强养老服务人才培养和专业化培训，推动农村养老服务提质增效。

　　“红美人”的教训不能再发生了

　　“在我们技术研发的圈子里，这起案件曾引起不小的轰动。”省人大代表、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资深研发工程师廖培君说的案件，是此次被写进省高院工作报告的“郑某窃取商业秘密案”。某公司研发部负责人郑某窃取公司核心技术，伙同他人另立公司并生产侵权产品，宁波中院一审以侵犯商业秘密罪判处其有期徒刑四年。近年来，浙江发挥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主导作用，审理了一批大要案，让侵权者付出沉重代价。省高院工作报告中的一组数据直观阐述了这一点——依法判决知识产权侵权人赔偿损失总额47.2亿元，是前五年的3倍。

　　知识产权一头连着创新，一头连着行业和市场。身在万众创新的浙江，廖培君的最大感受是，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与高新制造业发展命运息息相关。多年前在海外某客户一次新品推介会上，廖培君和团队展示公司研发的新品时，客户怀疑产品没有自主知识产权，担心侵权。廖培君他们很快拿出完备的专利证明，打消客户疑虑，赢得客户信任，也成功打开了新的市场。

　　“知识产权是创新的重要法治保障，也是最能代表一个公司科技创新能力的战略竞争要素。”正是那次经历，让廖培君和团队切身感受到知识产权的重要性。这些年来，他和团队在加大研发力度的同时，不断提升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如今申请专利在他所在的公司蔚然成风。“因为大家都知道，知识产权不仅是保护我们自己的盾牌，也是拓展更多新市场的利器。”廖培君建议，司法机关加强与技术企业的联动互动，分享更多行业案例，“司法部门的判例会带给我们企业很多启发”。

　　“这个是痛点。”听取“两院”报告后，省人大代表、象山“红美人”种植户、桔之香家庭农场法定代表人顾莹最关注的就是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作为“红美人”品种种植传承人，她想不到自己竟会因为“红美人”商标吃了记教训。

　　2001年，中国第一棵“红美人”柑橘在象山县选育试种，2013年开始大面积推广。顾莹父亲就是最早一批种植“红美人”的农户。“那时，从事种植的都是我父辈这样的老农民，他们连包装、商标都不知道，更别提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了。”顾莹说，因此“红美人”多年下来只成为大家口口相传的品种，没人想到要去注册商标。

　　直到前几年，顾莹销往北方城市的一批货值6万多元的“红美人”被当地部门扣押，理由是“侵犯‘红美人’注册商标权”，顾莹这才知道“红美人”已被外省某公司注册为商标，而她和乡亲们不能再使用这三个字为产品名。

　　“这是一次巨大的教训，不过也让大家有了品牌保护意识。”近年来，越来越多像顾莹一样的年轻人选择回到农村。在接过父辈种植业的同时，他们更加注重品牌的营销和推广，各级政府也给予大力支持，“象山红美人”获浙江首批“品字标浙江农产”授权，并被列入全国特有新农产品名录。2020年，象山“红美人”柑橘注册成为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成功注册不仅打响了品牌，也让我们信心和底气更足了。”顾莹说，忽视知识产权让她受过挫，但如今也让她抱上了“黄金果”。

　　“两院”报告提到，加大对核心技术、新兴领域的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力度。顾莹呼吁，应加大对传统农业的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力度和普法力度。“种植农户普遍法律知识薄弱，我们很需要这方面的专业指导，欢迎知识产权专家来我们‘红美人’种植区走一走，和我们讲一讲专业的法律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