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俞可薇

　　最近，两则关于“已读”的消息引发众人关注。一则是，广东一网友近日发文称，自己一口气举报了21家已读不回、索要简历不回的招聘公司。针对此事，众多网友围绕“已读不回是社交默契还是冷暴力”这一话题争论不休。另一则是，“如果微信显示已读的话”冲上微博热搜，投票数据显示，超八成网友选择不希望微信显示已读，“没有私人空间了”“如果显示已读我就连夜换平台”。随后腾讯微信团队在官方微博中回应：“放心，没有‘如果’。”

　　细读两则新闻，在网友抗拒“已读”功能的背后，笔者认为，恰恰是他们对自身隐私的维护和争夺私人时间的需要。

　　“已读”功能最初上线的目的是为了让用户了解对方是否已经阅读了发送的消息，从而提高沟通效率。然而，当“已读”未收到回复后，等待回复的发信人和未及时回复的收信人，都可能面临着心理上的焦虑和不安。特别是对于收信人来说，在私权利领域，公民有权自主决定，回不回复消息自然包含在内。但正如学者边燕杰所说，中国社会是一个强关系社会，家人、朋友、同学等构成了一个强烈稳固的关系网，礼貌与尊重成了织网的线。“收到请回复”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微信的一项基本礼仪，也变成了衡量一个人是否靠谱的标准。当回复与否与人情世故挂上了钩，随之而来的便是社交压力。

　　拒绝上线“已读”功能，是用户对私有领域的保护。隐私权的权利之一为隐私隐瞒权，即公民有权将自己不愿为人所知的隐私进行隐瞒。在回复消息时，这种不愿为人所知的隐私就表现为不愿暴露自己是否看到消息，从而掌握聊天的主动权，随着自己的心意自由选择是否回复消息和回复消息的时间。然而，“已读”功能打破了这种自主权，虽然很多平台表示用户可自行关闭“已读”功能，但大多时候，“已读”功能都是伴随着系统更新直接出现，用户的个人状态由此一览无遗，这就使得原属于用户的私人空间被暴露，用户无法使用隐瞒隐私的权利，他们的社交行为也被迫陷入被动化。为了完善自己对外塑造的形象，用户不得不第一时间回复消息，若是已读不回，甚至可能造成严重的社交危机。

　　拒绝上线“已读”功能，更是对私人时间的争夺。对于不少打工人来说，苦“已读”久矣。数字技术的发展和流动空间的形成，弹性办公打破了原有工作时间和休闲时间的界限。为了提高办公效率，诸如企业微信、钉钉、飞书等企业社交软件纷纷上线“已读”功能，于是，当吃饭时收到领导消息、睡前看到上司语音、周末收到群通知，害怕点开消息就显示已读和恐惧工作侵占私人时间的心理压力一齐袭来。“未读”转变为“已读”的那刻，和时间赛跑的哨声便已吹响，赶工竞赛使得工作“内卷文化”更为逼人。当“已读”成为一种象征符号，属于自我的那部分便被无限压缩。

　　当快节奏的工作和碎片化的生活方式成为社会主流，“诗和远方”就变为了向往的图景。通过对话框推测对面的消息内容，这套用户们摸索出来的“潜隐剧本”看似良策，实则是技术浪潮下的无奈妥协。从源头开始，拒绝“已读”守护的是属于自我的一点“净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