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叶飞龙

　　整理：本报记者 王亚

　　从西藏回到金华将近一个月，叶飞龙还是会时常感到头晕、嗜睡，这是从高原回到平原后，醉氧带来的后遗症。“好像记忆力都下降了”，他笑着调侃自己。

　　叶飞龙是浙江泽鉴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今年7月，他身披哈达，结束了一年的援藏之行，带着藏族同胞满满的祝福回到了金华。

　　2022年，根据司法部推动基本解决“无律师县”问题工作要求，省司法厅积极宣传、广泛动员，全省律师行业踊跃报名。经择优推荐和司法部选拔，浙江泽鉴律师事务所到西藏自治区那曲市比如县设立分所。作为所里的青年律师，叶飞龙踊跃报名并成为浙江泽鉴（比如）律师事务所第一名派驻律师。

　　变黑的肤色和减下的30斤体重，是这位青年律师援藏一年最明显的印记。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他在4000米海拔上发生的故事。

　　“这里需要我”

　　早在大学时期我就有个“西藏梦”，向往去雪域高原，不过一直没能成行。所以，在得知律所要招募西藏的派驻律师后，我立马报名了。

　　父母亲戚得知我要去遥远的西藏一年，也支持我。于是，去年7月，满怀期待的我踏上西藏那曲，正式开始了“援藏之旅”。

　　那曲市比如县属于无律师县，位于怒江上游，唐古拉山和念青唐古拉山之间，海拔约4000米，地形起伏蜿蜒，高寒缺氧、交通不便，“远在阿里，苦在那曲”。

　　出发前，为了应对当地寒冷天气，我还特意吃胖了几斤。没想到，刚来这边，高原反应还是给我来了一个“下马威”。头痛、嗜睡、呼吸不畅、无法进食，多种症状并发，持续不断且愈演愈烈，好不容易养起来的膘也没了。好在熬过了一周后，除了走路比较喘，其他都渐渐适应，我也随即投入紧张的工作中。

　　2022年8月，浙江泽鉴（比如）律师事务所正式揭牌。原本以为当地法律需求较少，没想到揭牌第一天，“板凳没坐热”，我就接到了群众的求助。

　　来求助的是一名藏族同胞和一名汉族同胞，两人走进律所，什么也没说，就递给我一份资料。虽然一头雾水，但我还是翻阅起来。原来，汉族同胞是一名包工头，雇佣了该藏族同胞在工地上施工。几个月前，藏族同胞在工地上受伤，两人就该事情划分了责任，确定了医疗费等费用赔偿。

　　这起纠纷似乎已经结束，我又需要做什么呢？将心中的疑惑问出来后，得到的是令人诧异的回答。“写下来！”两人异口同声地用汉语说出这3个字。

　　原来，两人都怕口头说辞没有保障，一直没有赔付。于是我为他们拟了和解协议书，两人当场结清了赔偿款，对我道谢后离开了。

　　这是我到比如县接手的第一个案子，服务内容非常简单，但这件事让我更明白了，这里比我想的更需要法律服务。

　　刚进入工作状态没多久，疫情来了。我的活动范围也局限在了生活的住所，所有物资均向疫情防护人员订购。

　　“光吃饭不干活，那我来西藏又有何意义？”既然无法提供线下法律服务，那么就转变服务方式与思路，用线上服务为县政府及百姓提供法治宣传教育、法律咨询等。最忙的时候，我一天要接50多个咨询电话。同时，我还加入了抗疫志愿者队伍，帮忙发放物资、维持秩序。从黑夜到日出，阳光洒在我身上，劳累却安心。2023年，我还被中共西藏律师行业委员会、西藏律协评为“抗击新冠疫情先进个人”。

　　“从尽心尽力到不遗余力”

　　小时候，长辈们说我一身正气，适合做律师。现在，我也确实成为了一名律师。来到比如之前，我就在想能为这里的人做些什么。解答每一次咨询、服务每一个有需求的群众。但是这个案子，让我觉得做律师不仅是完成一次任务，维护正义，更要走进群众的内心。

　　一天，一行藏族同胞来到律所，有老人也有小孩，其中脸上蒙着头巾的藏族女子引起了我的注意。白发苍苍的藏族男人愁容满面，比划着手说了一句什么。随后，县司法局工作人员替我翻译了他的话——“我女儿被家暴了。”

　　原来，蒙面女子多次被丈夫家暴，作为父亲的他，不忍女儿受苦，所以来到律所求助，想要帮助女儿离婚。和以往遇到的案子一样，我让翻译人员帮我问清楚他们的诉求，按照流程为他们写了诉状。本以为事情就此结束，直到我问了一句，“你女儿现在情况怎么样？”

　　听到这句话的当事人父亲激动了起来，说：“他威胁我们，说要杀掉我们一家人。”说着，还给我看了她女儿伤痕累累的照片。一直沉默不语的当事人也揭下脸上一直遮掩的头巾，露出淤青的脸。

　　此刻我才意识到，这件事比我想的更严重。于是我重新修改诉状，告知当事人应当收集和提供的证据，最后成功帮助当事人申请了人身安全保护令。

　　案件结束后，当事人父亲将我的手拉了过去，起初我以为是简单行个握手礼致谢，但出乎意料，他弯下腰，将我的手背贴在了他的额头上——这是朴实的藏区人民表示感谢的最高礼仪。

　　他的谢礼让我深受触动。身为法律人，不仅仅要用法律援藏，更要用感情援藏。

　　“律师是法治建设的推动者”

　　从我的住所到律所和司法所，需要走近一个小时，因为语言不通，我大多数时候都是在县政府司法局和各部门办公，担任政府法律顾问，参与县政府常务会，为县政府各类公共决策事项提供法律支持，协助信访部门化解社会矛盾。

　　去年春节前夕，我本打算趁假期出去休息，没想到县里突然打来一个电话：“叶律师，我们这边有个案子紧急，需要你的帮助。”我立马应下，推掉了自己的行程。

　　一整个假期，我和县政府组成的专班都在处理这件事，我错过了春节，也错过了藏历新年。因为法律资源匮乏，比如县类似的案件大大小小有很多，我也常常伏案工作到凌晨。

　　以绵薄之力推动法治建设是我当律师的梦想。一年来，我为比如县政府及各相关职能部门审核合同389份，起草比如县政府所需的33种类型合同，出具书面法律意见66份，提供普法文章6篇，普法讲座11场；受那曲市法律援助指派，参与刑事案件辩护47件，为百姓免费代写法律文书97件，提供无数次免费咨询。

　　援藏一年的时间过得飞快。这一年，我几乎没怎么离开过比如县，有空也只是爬一爬光秃秃的山，再看看连绵的雪。与枯燥生活不同的是，我的内心变得更充盈。离开时披在脖子上厚厚的哈达、一张“优秀政府法律顾问”证书、还有淳朴的藏族人民的感谢……我很庆幸自己作为援藏律师到当地工作，这次宝贵的经历是我一生的财富。

　　【记者手记】

　　海拔4000多米，距离浙江几千公里，对于“高冷”又遥远的西藏，沿海地区的人总有很多向往。那里海拔很高，踮一踮脚，是不是就能碰到星星？

　　叶飞龙用自己的行动去经历、去感受，得到了他自己的答案。那曲市曾被称为“全国唯一一座没有树木的城市”，做援藏律师的这一年，他希望自己是一个法治“播种人”，播下一颗法治的种子，助力当地拥有一片法治“森林”。

　　结束援藏的这一个月，叶飞龙还是会经常接到那边的来电，向他咨询各种法律问题，他也总是耐心解答。记者问他，这次的援藏之行是否辛苦，他却说很顺利。在他看来，所有的困难都可以克服，而可以克服的事情就不能算困难。

　　回忆这特殊的一年，叶飞龙认为这是他和西藏的一次缘分。如果还有机会，他还想和西藏再续一次这份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