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马丽红 通讯员 葛晨程

　　前不久，小李被公司降薪，在调解桌上为自己讨说法，“我没有犯过任何错误，工资一分不能降”，丢下这句话，小李准备离开。

　　“就你这臭脾气，没什么好谈的！”公司人事部工作人员小张也憋不住吵了起来。

　　眼见火药味渐浓，双方无法谈拢，调解员王细贵向一旁的助手魏艳芸递去一个眼神，魏艳芸起身喊小李，去隔壁调解室先喝杯茶。

　　像这样的纠纷，杭州市拱墅区祥符街道矛调中心每年要处理千余起，调解员是如何高效化解的？近日，记者在矛调中心感受调解工作之不易，同时也体验到了高效便民的调解服务。

　　最后一个领盒饭的人

　　文章开头的劳资纠纷中，小李自认没错，他在公司奋斗12年，从服务员干到管理层。去年底，公司换了新领导，小李负责业务少了，工资降了近三成。小李提出，要么增加业务，要么辞职，公司赔偿他12个月工资。魏艳芸为他分析辞职利弊，同时还和他谈心，提出职场建议。

　　另一边，王细贵一针见血，“对人不满意，还是对业绩不满意？”

　　公司方也不回避，“犟脾气，事事要争对错。”

　　王细贵解释，“小李工作很拼，突然降薪太多，买房无望，难以承受……”

　　听完这番话，公司方态度软了下来，答应再给小李一些业务，工资和绩效挂钩，小李也承诺干下去。看到小李和公司和解，王细贵和魏艳芸舒了一口气。

　　和公司闹矛盾，很多时候员工往往找不到救济渠道。矛调中心为员工敞开了大门，在调解桌上和公司方“平起平坐”，把矛盾纠纷摆在桌面上说，边说边议、边议边解。

　　小李刚走出调解室，当天下午4点，又一拨务工人员涌了进来。刚一落座，一名班组长开始敲桌子，“每次都说还钱，又拖了好几个月，钱呢？”这是他们第二次参与调解。

　　“只要你们签字，马上发钱。”另一边的工程总包商允诺。

　　“现在重点是如何核算工资。”王细贵挑重点说，“工程款不能和工人工资混为一谈。每个班组长去核算工资，把每个务工人员的身份证、银行卡号拍照发过来。”魏艳芸跟出去，帮他们详列材料清单。

　　王细贵留下来和工程总包商经理细谈。经理表示，只付得出10万元工资，但不能全覆盖欠薪数额。两名调解员在两个调解室来回穿梭，10万元到15万元、20万元，再到22.8万元。为达到目标金额，调解员一磨就是4个小时，晚上8点半还没顾得上吃口饭。

　　“他们早就习惯吃冷饭了。”祥符街道矛调中心值班人员说，每次外卖送来，像王细贵这样的调解员，总是最后一个来领盒饭的。

　　“活到老，学到老”

　　晚上9点，魏艳芸放下手头工作，去接刚下晚自习的女儿，“今天是她14岁生日，去买个蛋糕。”

　　和女儿吹完蜡烛，魏艳芸又忙着往矛调中心赶。她和王细贵一起准备好调解协议书时，已是凌晨。第二天，35名工人和总包商签完协议，终于拿到工资。

　　“国庆长假，女儿怎么办？”记者问。

　　“往亲戚家里送。”魏艳芸打趣说，“做调解员要舍得加班”。

　　一个月前，魏艳芸去外地疗休养，有个复杂案件急需调解，于是提前回来，连续加班3天，而师傅王细贵也为了这个案子，熬了整整一周。

　　魏艳芸说，最终，这起复杂案件得到化解，纠纷双方签下了调解协议书。“有时候，我们以为人生是一场乌云密布的苦情戏，但换个角度，它可能是一部励志剧。”

　　王细贵的经历，确实更像一部励志剧。他曾是杭钢集团的行车高级计师，26年间得过40多项技术荣誉，还曾创新改善电炉空压工艺，为电炉降本增效发挥了不小作用。杭钢搬迁后，2016年，王细贵到拱墅区信访局做接待工作。在一次协调会中，他发现了调解的乐趣，于是，50岁的他又转岗，师从“全国模范人民调解员”金龙根，开始调解生涯。5年间组织了1000多场协调会，化解了百余起疑难纠纷。

　　休息时间，记者还看到王细贵在“共享法庭”网络平台，学习法律知识和调解技巧。“活到老，学到老，力所能及帮助大家解决困难，值得。”王细贵说。

　　每公里范围内

　　就有一个调委会

　　记者看见，在祥符街道矛调中心，有1个导引区、6个功能区、7个开放式接访窗口以及多个功能室，群众只需要到该中心“挂号”，基本可实现矛盾纠纷“一站式解决”。

　　此外，街道还整合多方力量，派驻综治信访、市场监管、劳动监察等力量，入驻矛调中心，实现“一窗受理，联合处置”。

　　“调解中只要遇到难题，就可以马上邀请其他部门一起协商解决，高效又便捷。”矛调中心相关负责人说。

　　街道还建立纠纷“销号”机制，联合多部门，建立健全诉调对接平台，实现资源共享与优势互补，引导并促成案情简单、争议不大的案件达成诉前调解，帮助群众算清诉讼“风险账”“经济账”“成本账”。

　　另外，街道还充分吸收老党员、楼道长、综合体管理人员等多方力量，加入调解员队伍，目前已在社区、综合体、街道建立20个调解委员会，实现每公里范围内有一个调委会，同时组建一支180人调解员队伍，真正将矛盾纠纷调解前移至网格末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