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谷亚亚

　　近日，备受舆论和社会各界关注的 “毛妈妈卖150份熟食被判赔5万”案迎来最终判决。重庆高院作出民事裁定，准许原告邵某撤诉，撤销原一审和二审判决。

　　事情要追溯到2年半前。2021年7月，邵某在重庆忠县的毛妈妈土特产经营部购买了150份粉蒸肉。随后，邵某以粉蒸肉是“三无产品”为由，起诉毛妈妈土特产经营部，要求退还近4500元货款，且按货款的10倍金额予以赔偿，共计约5万元。案件经过法院一审、二审，邵某的诉求得到支持。由此，引发了广泛争议。如今，重庆高院的裁定让该案有了一个多方满意的结果。随着邵某撤诉，毛妈妈可以通过和解获得较轻赔偿，备受舆论压力的邵某也有了更为体面的退场。

　　经过2年多的纷纷扰扰，案件落下了帷幕，但类似“150份粉蒸肉赔偿5万”的事件，还在以各种版本出现在公众面前。农民因卖5斤收入为20元的农药超标芹菜被罚6.6万元，小饭店卖“拍黄瓜”被职业打假人举报后被罚5000元……国务院督查组检查某市市场监管局行政处罚台账时发现，针对小微经营主体的50多起处罚中，罚款超过5万元的有21起，案值由几十元至几百元不等，罚款数额与违法所得的比例达到100倍至200倍，个别案件超过3000倍。

　　大额的罚款或赔偿，对于小本经营的商户而言，无疑是遭受了一顿“暴揍”，一不小心甚至会被“一棍子打死”。如何看待小作坊的生产销售不规范问题，是严厉惩治还是逐步规范？是陷入“无标签—不符食安标准—惩罚性赔偿”的机械性思维逻辑，还是优化监管、柔性执法，更多地为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纾困解难？这些，都是“150份粉蒸肉”两年多的争议中，留给食品监管执法和司法部门的思考和最终要解决的问题。

　　小作坊看似小但其实并不“小”。据前瞻研究所数据测算，目前小作坊企业与品牌企业的产量占比为7：3。特别是近年来，食品类小作坊通过互联网平台，凭借传统手艺出圈，一系列网红食品受到消费者追捧，同时也成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重要谋生之路。可以说，充满烟火气的小作坊，对于增加就业机会、提高群众收入、满足生活需求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如何让“低小散”变成“精特美”，既严管也呵护，既守牢安全底线又扶持发展壮大，是互联网时代产生的新的监管命题，亟需更优解法。

　　而职业打假人之所以“围猎”小作坊，也不仅仅是捏软柿子，最根本的原因是小店管理粗放、生产经营不规范，也缺乏专业机构的帮助。2009年食品安全法规定“退一赔十”，吸引了大量职业打假人从产品质量领域转向食品安全领域，尤其是那些缺乏法律意识和现代企业管理方法的小经营户。标签不合格、超范围经营，对于一些手工作坊、小经营户而言，是比扛起食品安全责任更加头疼的普遍难题。

　　一方面小作坊们共性难题难以解决，另一方面食品的安全法规和监管方法尚未跟上它们的发展速度。笔者梳理发现，目前各地颁布的与食品安全法相关的法规条例，主要侧重于事后处罚，例如对于无证经营、违反生产规范和进货查验记录等方面都有明确的法律责任规定，在事前的准入方面规定则相对较少。同样，食品监管也存在“重执法、轻普法”“重处罚、轻服务”“重打击、轻预防”的现象，不利于快速帮助小经营户们补上短板、轻装上阵。

　　从各地发生的食品安全事件来看，比起无生产日期、无质量合格证等，商家们的责任意识、安全意识、诚实守信，商品的货真价实，对守护食品安全防线可能更为重要。面对如雨后春笋般在互联网上寻求生存发展机会的小作坊、小网红店，法律跟进的脚步再快一些，各种证件的获取程序再优化一些，监管再及时、弹性一些，必定比简单的“假一赔十”效果更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