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雨

　　中国是诗歌的国度，而唐诗又是这诗国中最灿烂的花朵。李白、杜甫、白居易……这些曾在大唐长安把酒临风的伟大诗人，将他们的气节、风骨、情操和襟抱，化作铿锵的句子，化作我们文脉中最柔软又最持久的部分。

　　清人编纂的《全唐诗》收录了近五万首诗，可谓洋洋大观，其中不少诗篇表达了诗人高尚的志趣、深邃的思考，今日读来仍有启发，仍能滋润我们的心田，这正是中国传统“诗教”的意义。

　　兰秋香风远，松寒不改容

　　唐代诗人中，最能让中国人引以为豪的，是李白和杜甫。

　　两位大诗人、大文豪，一个抚长剑、邀明月；一个忧黎元、念苍生，共同撑起了唐诗世界的天和地，营造出一个中国人赖以安身立命的精神桃花源。

　　在《赠友人三首》中，李白以“廉夫唯重义，骏马不劳鞭”为喻，道出自己“人生贵相知，何必金与钱”的淡泊态度。这种超然在他的《于五松山赠南陵常赞府》中更加具象化。这首诗是天宝十三载（754年），李白游铜陵五松山时，赠给好友南陵县丞常赞的。“为草当作兰，为木当作松。兰秋香风远，松寒不改容”。李白愿为草中之兰、木中之松，兰内心坚贞，不以无人而不芳，松刚直不阿，不以严寒而失去气节。这几句诗浑然天成，道出清廉的志向，而这志向亦非李白独有，而是为世之君子所共同认可的。

　　和李白张扬外露的性格迥然相异，比李白小11岁的杜甫是一个温厚内敛的人。

　　一次，有朋友来拜访在成都草堂栖身的杜甫，特意给他送上一条价值不菲的丝织锦褥作为见面礼。杜甫当然知道此物贵重，坚决不肯收。他把这件事写成一首诗，以“客从西北来，遗我翠织成”作为开头，以“锦鲸卷还客，始觉心和平。振我粗席尘，愧客茹藜羹”结尾，同时不忘告诫自己的朋友，“煌煌珠宫物，寝处祸所婴”，不要追求奢靡享乐，到头来只会害了自己。

　　杜甫实在是温厚到了极点。他一生命途多舛，却以一种强烈的使命感，将深情大爱慷慨投注到脚下这片土地，投注到每一个具体的、鲜活的人身上，活出了清清白白的生命质感。

　　他痛恨腐败，既写“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也呼吁“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他关注民生疾苦，时刻不忘“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发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宏愿。

　　清廉是美德，以清廉造福一方是功德。诗人白居易曾在杭州当过三年刺史，他勤政为民、宽刑简政，特别是兴修水利、浚湖筑堤，解决了杭州附近数十万亩农田的灌溉问题，深得当地老百姓赞誉。

　　在离任杭州时，爱石的白居易带走了天竺山的两块石片留作纪念。就是这区区小事，他都觉得玷污了自己的清白操守，于是写下《三年为刺史》作为自省，“三年为刺史，饮冰复食檗。唯向天竺山，取得两片石。此抵有千金，无乃伤清白。”

　　如何做到一个“清”字？在《狂言示诸侄》中，白居易语重心长地劝诫侄子们不要成为追名逐利之徒，“勿言舍宅小，不过寝一室。何用鞍马多，不能骑两匹。”

　　从官重公慎，立身贵廉明

　　由西安钟楼西行，到广济街路口，视线豁然开朗。向南眺望是一条笔直的大街。这条被西安人称为朱雀大街的南北主干道，曾是唐长安城的中轴线，朱雀大街从长安城皇城正门朱雀门一直延伸到外城正门明德门，小雁塔就在朱雀大街旁。

　　朱雀大街也是韩愈笔下“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中的“天街”。韩愈是河南人，以为官清廉、敢于直谏著称，虽屡遭贬谪，但胸怀天下的抱负未灭、建功立业的热情未减。或许，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抱负与热情，他才矢志推动古文运动，他反对浮夸不实的文风，倡导“陈言务去”“文从字顺”“文道合一”。

　　《旧唐书》评价韩愈“发言真率，无所畏避；操行坚正，拙于世务”。元和十四年（819年），韩愈因反对朝廷大费周章迎法门寺佛骨进宫而被贬广东潮州。从长安到千里之外的潮州，必经蓝田关翻越秦岭，此时大雪封山、鸟兽藏迹，路途艰险，而心中更是悲凉。韩愈写下《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以“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表达自己一心为国，“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情怀。

　　韩愈一心为国，亦重视家教。他曾写诗教育儿子韩昶：“人之能为人，由腹有诗书。诗书勤乃有，不勤腹空虚”，读书是立身之本，“学问藏之身，身在则有余”，读书要勤奋，注重积累，资质差不多的两个人，为何长大后在成就上会有云泥之别，韩愈认为关键就在是否勤奋读书。同时，韩愈还教育儿子不能依靠父辈取得的成就，而要立足于自己的奋斗所得，所以他说“君子与小人，不系父母且”。

　　写下“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诗人陈子昂，比韩愈早出生一个世纪，韩愈对陈子昂赞赏有加，认为“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

　　唐初，诗歌创作沿袭六朝绮靡纤弱之风，陈子昂反对这一柔软的诗风，推崇高昂清峻的风格，他的诗刚健质朴，对于唐代诗风转变贡献非凡。武则天非常欣赏陈子昂的才能，任命他为麟台正字，后来又擢升为右拾遗。

　　只会摆弄文字，并不是陈子昂的追求，他希望自己能建功立业，甚至两度报名参加大唐军队对北方游牧部族的战争。陈子昂有一首《座右铭》：“从官重公慎，立身贵廉明。待士慕谦让，莅民尚宽平。”寥寥几字，便把为官之“重”与立身之“贵”讲清楚了。

　　中国人重视立身修身，在陈子昂看来，立身贵在廉洁清明、心底无私。这是中国人历来追求的君子之道。在《感遇诗三十八首》中，陈子昂再次以“圣人不利己，忧济在元元”，表明自己心系黎民、以天下为己任的宏愿。

　　这便是唐人的风范。他们不是书生空谈，而是重修身而淡名利、明廉耻而守气节、知恩惠而思报国，个人的荣辱浮沉固然对他们有影响，但他们将生命置于一个更为广阔的境地，用金石铮铮之声完成生命形象的书写。

　　（摘自《中国纪检监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