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高敏 实习生 黄薇 通讯员 张茹颖

　　“希望你及时与我们联系，不要因为一时的挫折而改变人生……”官焕云给被执行人杨某发去短信。杨某是个刚出社会的毕业生，因非法经营被罚5万元后，玩起了“失踪”。看到官焕云的短信，小伙子绷不住了，主动打去电话，积极筹钱还款。

　　这是官焕云的一个习惯——他会给每一个被执行人“量身定制”温馨的短信提醒，经常会得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作为实现公平正义的最后一环，执行工作让“胜诉权益”真正变为“真金白银”，官焕云一干就是28年，是仙居法院里在执行局时间最长的法官。20多年来，他见过形形色色被执行人的样子，见证过执行手段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变化，从登门临柜的传统年代，到“嗖”一下就能查控的信息化时代，如果强有力的措施手段是执行的A面，那么用智慧和温情去解决问题的能力则是执行的B面。

　　颠覆传统

　　满头银发，讲起执行工作神采奕奕；本是退休的年纪，还勇担繁案团队负责人一职。“为什么？因为热爱啊！”官焕云笑着说道。

　　其实，官焕云并非法学科班出身，他的专业是地球物理。在省地质队工作5年后，他来到仙居法院工作。

　　1996年，官焕云从派出法庭调回到院机关的执行局（当时称执行庭），8名干警，4个小组。当时，官焕云和同事们的共识是，既然打赢了官司，就要尽最大努力让申请人的权益得到保障。

　　上世纪90年代，交通不便，院里最“奢侈”的交通工具，莫过于那辆九座面包车。为了减少路途奔波、提高效率，官焕云和同事们采取“就地扎根”战略。“每周一早晨，先集中一个片区的案件资料，全部装进档案袋，再统一坐车去。”官焕云回忆道，“团队就‘窝’在那一片执行，周一到周五就住在附近村子的招待所。”为了方便行动，他们特意穿便服，根据被执行人的地址一家家找上门。“查询银行账户也是一样，同一家银行的不同网点也不联网，要一个网点一个网点去查存款，费时又费力。”

　　登门临柜，这就是执行最传统的办案方式。“执行的难处，就在于财难查、人难找，归根结底，是信息不通畅。”长期身处执行一线，官焕云和同事们渴望查人找物创新模式的出现。

　　2014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切实解决执行难”“依法保障胜诉当事人及时实现权益”的目标。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用两到三年时间，基本解决执行难问题”。作为最高院确定的首批基本解决执行难的省份之一，浙江法院上线“智慧执行”系统，“向执行难全面宣战”：针对财产难找的问题，建立“点对点”查控，法院与相关部门之间实现联网，网上就能查控银行账户、不动产等；针对被执行人故意逃避执行问题，建立公安机关协助法院查控，全省法院可以对已经决定拘留但逃避执行的被执行人实施网上布控。

　　那段时间，官焕云他们投入到火热的学习中，“只要登录系统，在办公电脑上点一点，就可以完成查控、扣划等工作，很方便。”如今，“点对点”查控对于执行工作来说已是日常流程之一。

　　信息化的发展，给执行插上了“翅膀”。2021年，浙江法院开展执行“一件事”综合集成改革，包括官焕云在内的全省法院1.5万名干警，全部在一个平台办案办公，60多万个执行案件在“智慧执行”2.0上高效运行，原有线下办案模式得到了最大限度的数字化整合。

　　脑力与体力的结合

　　在执行局，官焕云有个称号叫“最强大脑”。因为他总是足智多谋地解决一个个难题，拆穿一个个被执行人制造的假象。尤其是作为繁案组组长，他面对的案件情况更为复杂多变，这就更需要敏锐的洞察力和智慧、巧妙的盘问技巧。

　　白塔法庭曾立案了这样一起民间借贷案，吴某娟起诉吴某春夫妇归还145万元欠款，生效判决要执行了，但法院在核查申请人的银行流水时发现一些双方合谋虚增债务的“端倪”。为此，法庭成立专案组，经验老道的官焕云被抽调过去，并赶赴吴某春夫妇在江苏开户的银行进行调查，以查清楚吴某春的流水状况，进一步作证虚假诉讼的事实。

　　官焕云将吴某春夫妇的十几个银行账户查了个遍，很快发现其与吴某娟频繁账户往来的情况，金额进出相抵大约60万元，但吴某娟提交法院的流水记录中只有出没有进。

　　“这是一份存在筛选痕迹的‘证据’。”官焕云判断。在当地法院的配合下，专案组用了近一天时间分别传唤和审讯吴某娟和吴某春。

　　在事实面前和专案组的震慑下，吴某娟的心理防线最先崩塌，将虚增债务的经过和盘托出。原来，吴某春夫妇希望能够把钱腾挪给“自己人”吴某娟，通过虚增债务保留一定的财产，但此举势必会损害其他债权人的利益。法院依法以涉嫌虚假诉讼罪、拒执罪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20多年来，官焕云明显感觉到，在执行模式的变革中，人们对于执行的认知也在发生变化。

　　“上世纪90年代初，大众法治意识相对不强，尤其是对执行，很多人甚至都没有这个概念，因此社会配合度低。”官焕云回忆，“那时我们去扣车，有村民不让我们开走，用石头、木头把路面拦起来，或者人躺在车子底下。”

　　“如今简单粗暴对抗执行的少了，想方设法规避执行的多了。”官焕云表示，现在执行工作是“体力和脑力的结合”。也更因如此，强制执行的“强制性”越来越凸显。“20年前，我们很少听到对被执行人罚款、拘留、纳入失信名单、限制高消费等，而现在这些强制措施已司空见惯。”官焕云说，拒不执行法院判决、裁定的被执行人被追究刑事责任也不足为奇了，对被执行人的打击力度大大加强。

　　此外，联合惩戒措施的采取，对失信被执行人也产生了很大的震慑力。全国层面建立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监督、威慑和惩戒法律制度，中央44家单位联合签署《关于对失信被执行人实施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推出8大类55项惩戒措施，涉及30多个重点领域。对失信行为予以严厉惩戒，而对被执行人积极纠正失信行为、履行义务的，浙江法院建立了信用修复激励办法，及时解除信用惩戒，删除或撤销相关失信信息，同步修复地方政府信用平台失信信息等。

　　使命感

　　官焕云和许多执行干警都经历过从强制到强制加善意的过程。早年间，“执行员完全站在申请人立场，强制执行阶段，有啥扣啥”。

　　2016年全国法院执行工作会议提出的善意执行概念，引发了民事执行领域的一场大反思。“执行法官既要依法履职，也要充分考虑对被执行人以及第三者影响，传递司法温情。”官焕云解释说。

　　在一起交通事故引发的赔偿案中，被执行人拿出了2万元履行债务。官焕云了解到，被执行人的家庭情况并不乐观，植物人丈夫刚去世不久，还要供养两个女儿上学，官焕云想到执行救助专项基金或许是一个突破口。为此，他多方奔走，一次次与人大代表、妇联干部、村干部沟通协调，为被执行人争取到两万元，同时司法救助金也顺利落地。

　　对自然人被执行人是如此，对待企业也是如此，依法审慎采取保全、查封、扣押、冻结等措施，灵活运用临时解封转贷、引入执行担保等法律手段，最大限度减少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不利影响。“善意文明执行，往往可以共存共赢。”官焕云告诉记者，前不久一个终本案件的执结，正是基于这个理念。

　　西安某智能电器有限公司因经营困难，欠了仙居某电气公司设备采购款83万余元。案子本因企业也无其它可供执行的财产而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在两个月后的一次回访中，法院了解到，被执行企业对多家公司享有多笔到期债权，但由于企业经营困难，员工大多离职，无法进行催讨。法院筛选出分布在全国各地的5家债务人，随即向这些债务人发送履行到期债务通知书，并与其中2家对接，解决合同瑕疵履行问题。之后，2家公司同意支付到期债务，83万元采购款全部执行到位。

　　仙居法院成立仙居县民营经济司法服务中心和民营企业互助自律联盟，涉案企业自动履行率提升34.6%；以涉民生、中小微企业为重心的“助企纾困保民生”专项行动，设立100万元执行救助基金，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官焕云表示，执行工作不只有冰冷，它同样可以充满人情味，执行干警应用自己以情破局的举动改变单一执行手段，让“执行为民”落实到每一个百姓身上。

　　【数说】

　　执行

　　“一件事”

　　全省法院1.5万名干警在一个平台办案办公，60多万个执行案件在“智慧执行”2.0上高效运行，与全国3900多家银行、全省1000多家单位协作对接，案件平均用时提速10.8%，不动产处置用时减少40%，车辆处置效率提升50%，案款发放提速31%。

　　信用

　　修复

　　2022年1月1日以来，全省对280150名自然人、62351家企业采取信用修复措施。

　　善意

　　执行

　　2022年—2023年，全省累计开展集中执行行动1071次，期间执行完毕涉民生、涉中小微企业案件98699件，到位66.86亿元；执行完毕涉农民工工资案件14071件，到位3.99亿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