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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初我们召开策划会，只是想通过微信公众号对司法案例进行解读传播。但2022年9月龙泉司法档案博物馆落成后，吸引了不少人前来参观，他们曾向我们表达想要更多了解龙泉司法档案的想法，于是我们将原先准备用于微信公众号传播的24个案例，扩充到100个，传播载体也变为了纸质书籍。”叶爱英说。

　　《选编》的第一大难题就是大纲、结构如何确定。经过几轮头脑风暴，最终龙泉法院根据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论述，概括提炼了八大类，形成最初的大纲，按主题进行整理。

　　大纲确立，剩下的就是填空题。但司法档案中案例繁多，什么样的案例才能入选《选编》？衡量的标准又是什么？“我们优先选取具有龙泉地方性特色、具有法律典型性、基本案情和判决结果清晰的案件。”叶爱英说，对应大纲和筛选条件，最终形成了一张有339个案例的电子表格。

　　时间推移，《选编》的群聊名称从“龙泉司法档案案例选编”改成了“司法档案案例研究”，“研究”两个字也使编委会的成员以更为审慎的态度，对这些文化瑰宝进行梳理与解读。

　　以古为鉴

　　在参与《选编》编著的20名编委会成员中，有13人是90后，他们来自龙泉法院各个部门，是这里的年轻力量。

　　法学专业出身的90后吴晓婷负责书内8个司法案件，通过将档案中的文言文翻译成白话，并进行案例解读。她坦言，书籍的编撰让她对法治的理解更为深刻。

　　司法档案作为历史的真实写照，透过纸上的文字，一段段历史逐渐鲜活起来。

　　同为90后的民事审判庭法官助理周侗同样参与了《选编》的编写工作，并参演了其中“季克明控廖献忠青瓷仿古案”改编的情景剧。

　　据《选编》记载，“季克明控廖献忠青瓷仿古案”发生在民国七年（1918年），龙泉大通和银行当手季克明呈递了一份刑事诉状，称自己从张氏卖家处，购买到了五件宋代的大窑古瓷，可没想到竟都是假货。一怒之下，季克明以诈骗的名义，将卖家与制瓷人廖献忠一同告上县公署，讨要说法。随后，龙泉县公署传审相关人员。制瓷人廖献忠表示，自己虽仿制大窑古器，但却是明仿明卖，在出售前均履行告知义务，并无欺诈，那五件青瓷是张氏以低价买走后，编造出“宋代古瓷”的虚假身份后，再以高价售出，自己本身并未伙同诈骗。

　　“这个案件争议的焦点就在于，仿古明卖是否构成诈骗。”周侗说，仿制文物本身并不是犯罪行为，以仿制文物冒充珍品进行诈骗活动的，就会构成犯罪，“廖献忠在出卖青瓷时，已向购买者履行了告知说明的义务，对后续转卖者的欺诈行为不负责任。”

　　书中写明，县公署经过审理，明确廖献忠在出手时明定价格，明仿明卖，没有和转卖人串通欺诈他人，不违背刑事法律。此外，县公署还认为廖献忠在烧制仿古青瓷方面的成就不容忽视，其恢复传统工艺的不懈努力值得肯定。

　　“这或许是当时最早的知识产权案件之一，最终的判决，也充分体现了这一时期司法官员对青瓷产权保护、传统烧瓷工艺传承、鼓励从业者志谋青瓷的重视程度，与当前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中国传统工艺振兴的理念不谋而合。”周侗感叹，当时官方的判决结果，对廖献忠这一行为的保护态度，也有力推进了制瓷工艺的传承，促进了龙泉青瓷的繁荣。

　　最终成书

　　历时一年多，第一本《选编》于今年问世。

　　回想起埋头钻研司法案例的日日夜夜，民事审判庭副庭长朱德宇感觉“忙却值得”。由于《选编》由十多名不同人员撰写，在初稿完成后，曾因大家文风迥异而进行过多次调整，除了负责自己整理的部分，朱德宇还加班对文章内的风格进行了统一。

　　据朱德宇回忆，编写时常常会为一个词、一段话、一张图片的使用是否契合而绞尽脑汁，但随着初稿一本本打印出来，书籍的模样也越来越具体。

　　朱德宇一边翻阅《选编》，一边向记者介绍书本设计上的巧思，“你看，每章的小标题上采用了龙泉剑鞘的设计，扉页处的花纹是从司法档案中截取出的祥云图案，而翻页处则是龙泉青瓷梅瓶的样式。”

　　在书籍出版后，大家陆续将《选编》寄送给亲朋好友、老师同学等。大家坦言，“每一次翻阅，都像是对我们的一种检阅，感觉既荣幸又紧张。”

　　今年世界读书日上，龙泉法院组织各部门的政法干警就《选编》进行学习交流。“翻阅时，我发现龙泉司法档案中的有些案例，也存在量刑不准、审判时间过长的问题，但正是这些问题的存在，启示我在日后的司法工作中要保持更加谨慎的态度。”吴晓婷发言道。

　　“经过几千年的发展积淀，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蕴含的和为贵、民为邦本、息讼无讼等理念，值得我们学习借鉴。”叶爱英说，“希望通过《选编》的出版，能够为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传承发展找到更多规律性、普遍性、贯通性的解决办法，传承中华文明基因，彰显法治文化底蕴，积极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讲好中国故事、法治故事、法院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