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沈艳瑜 通讯员 徐丹 张芝

　　为了5000元劳务款，他从1993年“追”到现在，时隔过久、证据不够、找不到人……希望的火苗一次次点燃又熄灭。幸好，他遇到一位“死磕”案子的法律援助律师。近日，这趟长达30余年的“追薪路”终于走到了终点。

　　铺设花岗岩 工钱被拖欠

　　1992年，当事人杨先生受当时杭州某集体企业总经理顾某指派，前往绍兴某地铺设花岗岩。与杨先生同去的，还有同村的其他5人，其中李某是现场施工班组负责人。

　　1993年，花岗岩铺设工程完工，经核算，杨先生的个人劳务费为5000元。当时，顾某以企业效益不好为由，未及时清算施工班组的劳务款。

　　3年过去，劳务款遥遥无期。杨先生偶然从李某处得知，当时施工班组的其他人员都已拿到劳务款，只有自己仍被拖欠。不甘心的他找到顾某再次催讨，顾某却告知杨先生，集体企业已于1993年末转制为私营企业，变更为某建筑石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A公司”），该笔劳务款与A公司已毫无关系。顾某表示，之前的业务是由集体企业承接，并非个人所有，因此不应由他来支付劳务款。

　　无奈之下，杨先生又找到A公司。好在A公司的财务还是原来集体企业的那个人，杨先生从其口中得知，当初铺设花岗岩的业务是顾某挂靠经营，不是公司自有，这笔劳务款应由顾某个人承担。随后，财务为杨先生开具了一张“证明”，落款为A公司，并写明5000元劳务款应由顾某来支付。然而，此时顾某已前往外地经商，杳无音信，杨先生拿到劳务款的希望越来越渺茫。

　　陷入“死循环” 法援施援手

　　十几年间，杨先生“追薪”到处碰壁。直到2022年，几乎放弃了的他又从李某处得知，顾某回来了。他重新燃起“追薪”的希望，叫上家人，前往顾某家中讨要。双方争执不下，顾某随即报警。

　　在民警面前，顾某写下“情况说明书”交给杨先生，陈述了当初的用工及欠薪情况，并表示他当时叫人来铺设花岗岩，只是履行总经理的职务行为，拖欠杨先生劳务款的应是集体企业。

　　至此，杨先生手上有了两份完全矛盾的“陈述”。抱着最后一丝希望，杨先生走进了杭州市萧山区法律援助中心。

　　援助中心收到杨先生的法律援助申请后，依法进行受理、审批，并于当日指派了浙江启金律师事务所律师高丽超承办此案。

　　援助律师第一时间约见杨先生，并详细梳理案件事实、核对证据，发现一系列难题亟待解决：用工主体到底是集体企业还是顾某个人？集体企业改制私营公司，对转制前的债权债务作何约定？

　　在充分阐明案件争议焦点及诉讼风险后，援助律师以A公司出具的“证明”及顾某出具的“情况说明”为证据，将A公司与顾某一并列为被告，向法院提起诉讼。

　　经历“重重关” 终迎“大结局”

　　诉讼的过程并不顺利。在此期间，因为年代久远、人员置换等问题，线索一度中断，但援助律师并没有放弃，她先后两次向法院申请调查令，调取A公司内档、集体企业内档，以及该集体企业涉及转制兼并到A公司的全部企业内档，其中明确集体企业转制后先变更为某建筑公司，后某建筑公司又兼并为A公司，而无论是在转制档案还是兼并文件中，都列明了“债权债务由新公司承继”。因此，只要能够满足“92年为集体企业用工”，那么杨先生的债务就应由转制后的A公司来承继。

　　经过这番调查，事情有了转机。庭审时，杨先生和顾某均一致认为，是集体企业安排施工人员铺设花岗岩，且A公司无法举证其“证明”中所陈述的“花岗岩铺设业务系顾某挂靠经营”的事实，因此法院确定用工主体是A公司。

　　为了让杨先生早日拿到劳务款，法官在阐明诉讼风险的前提下，组织双方进行调解。最终，本案以A公司支付杨先生5000元劳务款及2500元利息，损失合计7500元为最终结果，作一次性了结。

　　“30年了，我心头的这个结总算解开了，感谢援助律师对我的帮助。”拿到钱后，杨先生激动万分。在这趟漫漫“追薪路”上，幸好，他没放弃，援助律师也没放弃。

　　（文中当事人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