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刑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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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建林(右一)工作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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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学佳工作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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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铁昏睡的黄志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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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查获的赃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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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获嫌疑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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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新全(左二)办案旧照 |
本报首席记者 陈佳妮 通讯员 何蓉娜 胡筱俊 陈怡 刘宇翔 何晨 孙绍吉
1月8日,作为热播剧《我是刑警》中主角“秦川”的扮演者——中国内地男演员、国家一级演员于和伟,正式受邀担任浙江警察公共关系形象大使。
电视剧中的一句:“我是刑警”,不知沸腾了多少人的热血。很多刑警在这部剧中,多多少少找到了自己的“影子”——扛着自行车翻山越岭寻真相的那一刻、攻破嫌疑人心理防线的那一刻、在暴雨中不放弃找物证的那一刻、在采集几万份DNA后终于比中的那一刻……
今天,是第五个中国人民警察节,让我们听听浙江刑警,都从剧中看到了怎样的“自己”,一起走进真实的刑侦世界。
第一次被领导“点名”
《我是刑警》宛如神奇的钥匙,开启了我尘封的从警记忆。剧中主角秦川从政法学校毕业后,来到河昌刑警队,看到他在西山矿“1·28 抢劫案”案情分析会上欲言又止的神情,我的记忆瞬间被拽回1985年8月。
——嘉兴市公安局刑侦支队警务技术二级主任 陆建林
那是个阳光炽热的夏日午后,我到嘉兴市公安局刑警大队报到的第二天,在办公室走廊上,迎面碰到挽着裤腿、右腋下夹着皮包,急匆匆从现场赶回的时任大队长吴三茂,他对我说:“下午我们在会议室开个案件讨论会,你负责会议记录。”
这起命案发生在嘉兴某地的一片桑园里。被害人是一名20多岁的年轻女子,侦查员从她破旧不堪的衣着、随身携带的零碎物件,以及胃内残留的食物,判断她是流浪拾荒者。
案件的侦破难点在于侦查方向的确定:现场没有性侵害迹象,被害人也没什么财物失少。可半个多月过去,案情依旧如一团迷雾,难以拨开。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破案手段有限,主要依赖排查摸底与痕迹检验。这天下午,局里召开了一次“诸葛亮会”:局领导、专案组成员以及众多经验丰富的老专家齐聚一堂,共同商讨破案良策。
参与调查访问、现场勘查等人员依次发表了看法,而我,只顾默默低头,记录下每一条有价值的线索。
会议临近尾声,大队长冷不丁点名,让我也谈谈看法。那一刻,我的脸颊不由自主泛红,内心的忐忑与紧张如潮水般袭来,与秦川当时发言时的情状惊人地相似。
我深吸一口气,理了理思绪:其一,现场临河的水泥船位置有没有移动过?杀人分尸的第一现场会不会就在这条船上?后续调查必须重点关注;其二,作案对象的排查范围还得进一步拓展,要把活动在现场附近、具备作案时空条件的人,都纳入排查甄别范围。
大队长听完我的发言,冲我笑了笑:“小陆啊,你这发散性思维,挺灵光的嘛!”
历经一个多月的艰苦走访与细致排查,案情终于有了重大突破。这起案件的第一现场果然是那条水泥船。同时,有村民向我们反映,案发前,曾瞧见一男子在现场附近晃悠。
顺着这条线索,我们很快锁定这名男子,经深入调查,最终确定他就是凶手,因个人原因将女子杀害。我们还顺利找到了作案工具等关键证据。
第一次“直击”命案现场
“第一次上案子紧张吗?”剧中,新警曹阳遇到命案时,眼神中一闪而过的怯意,不由让我想起自己第一次在命案现场破案时的场景。
——金华市公安局婺城分局刑侦大队副大队长 牛学佳
那是2006年,我第一次作为一名刑侦技术员勘验现场。
当时,整个房间充斥着血腥味及尸体腐败的味道。面对视觉、嗅觉等全方位的冲击,我的内心既紧张又激动——紧张是怕细节没做好,导致物证没有价值,影响案件侦破;激动的是,终于能将课本上学到的知识运用到实战中了。
我按照流程,耐心地提取有价值的物证。我仔细观察被害人的姿态及血液痕迹,可以断定,这里是案发第一现场。
我拿上工具,在四周仔细观察,发现窗台上有半个脚印,嫌疑人大概率是通过攀爬窗户进入房间。通过查看被破坏的卧室门锁,可以判断嫌疑人大概率是通过先削门框,而后采取插片开锁方式进入卧室。结合现场翻动痕迹及被害人最后的姿态,可以确定,嫌疑人是实施盗窃过程中,惊醒了被害人,从而对被害人痛下杀手。
“我们的推断会是正确的吗?”
师父看着我笑笑,“被害人被害前的无助、犯罪嫌疑人行凶时的嚣张,都会藏在现场痕迹中。做为一名刑警,我们要替被害人伸张正义,就要学会让不会说话的物品‘开口说话’,尽可能地推算、还原案件现场。”
案发3天后,在各警种的协作下,嫌疑人被抓获归案,其交代的情况,印证了我们的推算,正是入户盗窃转抢劫杀人。
大山里的“较量”
“张克寒,持有枪械,善于伪造特征和习性,一定要高度警惕……”看到《我是刑警》专案组抓捕持械嫌疑人张克寒的镜头时,我感觉特别熟悉,仿佛自己就是这画中人。
——台州市公安局椒江分局刑侦大队侦查中心主任 黄志伟
那年夏天,我顶着烈日带队到中越边境的一个小镇,抓捕3名电诈嫌疑人。现实情况比我们预想中的更难,山路蜿蜒曲折,道路窄、弯道多,时不时面临万丈悬崖,用当地一句很淳朴的话形容,叫“人在天上走,鹰在脚下飞”。坐着的小面包车更像是小型过山车,嫌疑人则隐藏在一片上下错落的山间农房中,确定不了具体位置。
通往小镇的山道只有一条,一旦有外乡人进入,就会惊动镇子里的人。如果贸然行动,嫌疑人极有可能钻进大山,像剧里“张克寒”一样消失不见。
为了不打草惊蛇,我们采取了最原始的方法——在进山入口,蹲守。
电视剧中,基层办案人员听到要排查一整个城区的极端任务时,都沉默着四散开,靠着意志力不眠不休,完成分内事。现实中,这种精神随时发生着。
山区的白天,太阳烈得让人发昏;没有路灯的深夜,又会被蚊子叮得浑身是包。大家一蹲就是20多个小时。好在,收获颇丰,我们发现嫌疑人下山买过物品后,回到了镇里。同时,在当地公安的配合下,我们成功锁定其藏身地。
边境地带人员复杂,当地是允许百姓带猎枪的,为了防止突发事件,当地来协助的民警都做了武装,佩戴警棍和枪支。一切就绪,我们悄悄来到嫌疑人的农房外蹲守。
夜幕下的大山分外安静,我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吱嘎。”老式房门被打开,一名男子大跨步走出。发现目标人物,我一个箭步冲了过去,将他死死摁在身下。守候的队员一拥而入,很快将屋内其他两名嫌疑人控制。
最终,我们凯旋而归。回程又是个大问题。在当地警方帮助下,我们总算坐上了一辆去城里的大货车,就这么一路颠簸着,直到上了火车。那天,精疲力尽的我竟在过道上席地而坐,沉沉睡去。
刑警的“第六感”
暴雨如注,几百名刑警、民兵、工兵在河水中,没日没夜摸索着。就在上游水库即将放水前,迎来一声大喊,“我们找到了!找到了!”剧中,办案民警在江中搜寻重要物证手枪的场景,让我想到了2020年的那个夏天……
——舟山市公安局普陀区分局刑事科学技术室主任 刘夫军
那是一起特大黄金盗窃案,嫌疑人抓住了,可300多件被盗的黄金首饰,下落不明。嫌疑人“犟”得很——“有本事你们就去找!”
大量赃物被藏匿,给犯罪事实认定带来很大难度。我们通过侦查,只能大致判断:赃物可能藏匿在白沙岛上。
白沙岛位于舟山普陀区东部海域,岛上多处区域无人居住,草丛茂盛、荆棘遍布。又正值三伏天气,这些都给民警的搜寻带来困难。考虑到这些情况,普陀公安组织了100多名警力,前往搜寻。
时间一点一点过去,搜寻区域不断扩大,恶劣的自然环境时刻考验着搜寻人员的耐心。当时作为刑事技术中心负责人的我,心中也是焦急万分。
“稳住,一定是哪里还没注意到。”搜寻到第3天下午,我们重新整理了思路,以犯罪嫌疑人曾居住过的民房为中心,对可疑点重新再筛查一遍。
“山腰上怎么会出现一块红砖,太突兀了!”就在我搜寻至位于民房后的大树附近时,一块异常扎眼的红砖,让我心头一跳。
我从口袋中拿出手套戴上,移开砖块后,金银首饰映入眼中。
“找到了!找到了!”喜悦的喊声,瞬间穿破空气,传入四周正在搜寻的民警耳中。事后,我才发现,自己这一喊,竟然喊破了喉咙。
至此,该案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有力打击了嫌疑人的嚣张气焰。
绝不动摇的信念
当剧中刑警陶维志骑着自行车翻山越岭追寻真相的那一刻,我情难自抑。他在追凶路上,坚守了漫长的6年,哪怕案件始终没有突破,都没想过要放弃,这种刑侦人绝不动摇的信念,深深触动着我。
——湖州市公安局南浔分局刑侦大队副大队长 姜宾
那是一段漫长而艰辛的侦查历程。经过日夜颠倒地追踪线索,反复核实信息,我们终于锁定跨境诈骗团伙的核心成员——他们趁过年,潜回了贵州一处偏僻小山村里。
当踏入村子时,我心头一沉,情况比预想的还要棘手。即便有当地民警在前带路,村民们投向我们的目光依旧满是警惕,交头接耳地窃窃私语,仿佛在守护着什么秘密。村子四周,被广袤无垠的农田环绕,起伏的小山丘连绵不绝,地势复杂得如同迷宫,每一处角落都可能暗藏危机。
找到嫌疑人,成功破门的一瞬间,我们眼疾手快,控制住了第一名嫌疑人。可就在这时,第二名嫌疑人瞅准时机,发了疯似的撞开人群,向山下狂奔而去。
那条路宛如原始丛林,植被茂密得几乎不透光,坟地阴森森地错落其间,道路崎岖坎坷,怪石嶙峋,荆棘丛生,每迈一步都需小心,稍有不慎就可能摔倒受伤。可我和同事们哪有丝毫犹豫,心脏仿佛要冲破胸膛,脑海中只有不可动摇的信念——抓住他!
一路狂奔猛追,脚下的枯枝败叶不停打滑,好几次我都险些摔倒。突然,一块凸起的石头绊倒了我,膝盖和手掌擦过粗糙的地面,掌心瞬间破皮渗血。可此时,我根本顾不上查看伤势,咬着牙,马上爬起来继续追赶。
终于,在一个隐蔽的小山坳,我们瞧见了那个逃窜的身影。我攒足全身力气,一个飞扑,将他狠狠扑倒在地,双手死死抱住他。同事们见状,立刻跟上,利索地铐住嫌疑人,迅速把他带离村子。
每一次执行任务,就像是一场未知的冒险。抓住嫌疑人时,那种成就感和满足感,实在难以用言语来形容。
细节,决定成败
“死者的头部有形态特殊的枪弹伤,既有民警54式手枪的弹痕,又有嫌疑人霰弹枪的弹痕。”当看到剧中第一起案子中,痕检专家和法医专家精彩的推论时,我想这就是我们刑侦技术领域的厉害之处——细节,决定成败。
——杭州市公安局萧山区分局刑侦大队警务技术二级主任 胡新全
十多年前的一个秋日午后,萧山某地漂浮起一名男子尸体,引得沿路市民围观并讨论:“是不是发生凶杀案了?”“凶手好狠的心!”
作为法医,我第一时间到达现场。经过勘查发现,男子的颈部、嘴巴缠绕着胶带,左侧颈部还有明显的锐器伤,随身没有任何个人身份信息。
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细节吸引了我的注意——男子颈部、面部胶带缠绕方式异常整齐,且在鼻孔处留有空隙。我们在现场还发现,滴落的血迹分布极有规律,从附近草地一路到河边,呈现成趟的滴落。
这些细节让我们怀疑,这名男子并非是他杀。他极有可能是在意识清醒的状态下,自行入水。据此推测,致伤的刀具,可能也被丢弃进河道。
有了科学的分析,必须用事实加以证明。第二天,我们组织开展现场打捞,经过1个多小时的努力,却迟迟未发现刀具,年轻同志的信心开始动摇。在坚信科学判断的支撑下,我也下水进行打捞。在一片被不受重视的水域,我手中的磁铁,吸出了一把崭新的水果刀。
经检验,该刀具与男子颈部创口形态特征完全吻合。
刀具的发现,不仅证实了分析推断,也为事件的调查带来新的契机——查找胶带纸和水果刀的销售记录。侦查人员很快在附近一家商场,找到销售记录和录像:正是这名男子本人购买的物品。
后得知,这名男子因个人原因,最终选择了轻生。线索环环相扣,揭示了这一起自杀事件的整个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