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爽

　　清朝是中国最后一个大一统的封建王朝。明末清初，战乱频繁，后经康、雍、乾三朝一百多年相对稳定的统治，至1840年鸦片战争发生前，清朝经济发展较快，人口急剧增长，人与自然环境的矛盾日益显现。在总结历代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清朝关于环境保护的法律制度也较前代更为严密。清朝诗人与诗歌的总量远超前代，有人称之为中国古典诗歌集大成者，这些诗词中的歌咏自然之作，反映了对生态环境的关注。

　　半边修竹半边兰，碧叶清芬满近山；

　　总是一团春夏意，略无秋气杂其间。

　　——郑板桥《兰》

　　这首诗为郑板桥辞官之后所作，描写修剪有序的竹子和美丽的兰花各在一边，山间弥绕着花草散发的芬芳清香；林木茂盛、花团锦簇，一年四季总是像春夏一样欣欣向荣。

　　明朝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努尔哈赤创立后金，大致占有今辽宁东部山区、吉林、黑龙江大部等地，森林覆盖广阔，因此早在清代前期就很重视森林保护。清朝建立之后，更是颁布了大量诏令。顺治十二年（1655年）覆准：“民间树植以补耕获，地方官加意劝课，如私伐他人树株者，按律治罪。”雍正二年（1724年）下诏：“舍旁田畔，以及荒山旷野，量度土宜，种植树木。”

　　为了推动植树造林，清朝对地方官员规定了考核奖惩制度。《大清律例·户律·田宅》“荒芜田地”条规定：“凡里长部内已入籍纳粮当差田地，无故荒芜，及应课种桑麻之类而不种者，俱以十分为率，一分笞二十，每一分加一等，罪止杖八十。县官各减二等。长官为首，佐职为从。”乾隆二年（1737年）诏谕编纂农书，后编成《授时通考》并被冠以“钦定”二字，以凸显其最高法律规格。这部书与以前的农书相比，在体例设置上更为科学合理。此书完整地吸纳了《礼记·月令》中的生态环境保护与资源合理利用内容，更加适合于指导农业生产实践，其中有大量关于山林树木保护的内容。

　　《大清律例》中对于破坏森林资源的行为规定基本上是传承了明代的规定，但更加详细。《大清律例·户律·田宅》“盗卖田宅”条下“偷伐近边应禁林木”款规定：“若砍伐已得者，问发云贵两广烟瘴稍轻地方充军；未得者，杖一百、徒三年。”区分了既遂与未遂；规定“若前项官员有犯，俱革职。计赃重者，俱照监守盗律治罪”。“弃毁器物稼穑等”条规定：“凡弃毁人器物，及毁伐树木稼穑者，计赃准窃盗论，免刺。”对超范围砍伐的，《大清律例·刑律·贼盗中》“盗田野谷麦”条规定：“盛京各处山场，商人领票砍伐木植，如有夹带偷砍果松者，按照株数多寡定罪。砍至数十根者笞五十，百根者杖六十，每一百根加一等，罪止杖一百，徒三年，所砍木植，变价入官。”

　　人们对于大力植树造林的官员是永远铭记的。光绪二年（1876年），晚清重臣左宗棠领兵来到西北大漠收复新疆。感受当地早春时节万物萧条、黄沙漫天，左宗棠带领军队在大道沿途、宜林地带和近城道旁遍栽杨树、柳树和沙枣树，名曰道柳，后人称之为“左公柳”。追随左宗棠的杨昌浚曾赋诗称颂这一壮举：“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

　　今古河山无定据，画角声中，牧马频来去。满目荒凉谁可语？西风吹老丹枫树。

　　从前幽怨应无数？铁马金戈，青冢黄昏路。一往情深深几许？深山夕照深秋雨。

　　——纳兰性德《蝶恋花·出塞》

　　纳兰性德这首边塞词写于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八月奉命出塞远赴梭龙途中，词中侧面反映了清朝对于马牛等动物资源给予的特殊保护。古今江山兴亡无定数，眼前战角声声，滚滚战马驰骋来去，满目荒凉，只有火红的枫叶在萧瑟秋风中飘摇，似乎在诉说着无穷的幽怨。金戈铁马之地，昭君墓在路旁，英雄、美人都在这一往情深之中，犹如深山夕阳，深秋烟雨。毛泽东评价此词“看出兴亡”。

　　清代在入关之前即颁布过保护动物的法令，《清太宗实录》记载，天聪初年（1626年），皇太极从保护农业生产力出发，严禁宰杀牲畜：“马骡以备驰驱，牛驴以资负载，羊豕牲畜以供食用，各有所宜，非可任性宰杀也。嗣后自宫中暨诸贝勒以至小民，凡祭祀，筵宴及殡葬，市卖所用牛、马、骡、驴永行禁止。……至于诸贝勒大臣有牧牛多者，亦须节用，毋得妄杀。自宫中及诸贝勒以至小民，凡祭祀筵宴及殡葬、市卖，止许用羊、豕及鸡、鹅、鸭等物。”此后的《崇德会典》中对这一禁令表述更为详尽。

　　《大清律例·兵律·厩牧》中沿袭了明代对于违法宰杀牛马等动物的规定，并更详细。“宰杀马牛”条规定：“凡宰杀自己马、牛者，杖一百；驼、骡、驴，杖八十。”“若故杀他人马、牛者，杖七十，徒一年半；驼、骡、驴，杖一百。”有屠宰证的屠户也不得随意宰杀。耕牛对于农业生产有重要的作用，因此法律保护措施更为详细：“凡宰杀耕牛，私开圈店，及贩卖与宰杀之人，初犯，俱枷号两个月，杖一百。若计只重于本罪者，照盗牛例治罪，免刺，罪止杖一百，流三千里。再犯，发附近……”

　　清朝对于野生动物保护的法律措施，主要体现在皇帝颁布的诏书和禁令之中：“顺治四年（1647年），冬十月壬辰，以广东采珠病民，罢之。”“顺治八年（1651年）冬十月，免五三大节进珠、貂……”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下诏“免去林贡鹰”。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谕粤海关官员贡毋进珍珠等物”。

　　山郡逢春复乍晴，陂塘分出几泉清？

　　郭边万户皆临水，雪后千峰半入城。

　　——王士祯《初春济南作》

　　王士祯的这首诗创作于顺治十二年（1655年），描写山东济南初春之景，突出泉城“一城山色半城湖”的美好风光。

　　清朝人口增长，经济发展，漕运需求，耕地开垦，对水利的应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据《清史稿·河渠四》记载：“清代轸恤民艰，亟修水政，黄、淮、运、永定诸河、海塘而外，举凡直省水利，亦皆经营不遗馀力，其事可备列焉。”顺治十一年（1654年）下诏：“东南财赋之地，素称沃壤。近年水旱为灾，民生重困，皆因水利失修，致误农工。该督抚责成地方官悉心讲求，疏通水道，修筑堤防，以时蓄泄，俾水旱无虞，民安乐利。”

　　为了管理河渠，清代还设置“渠长”——类似现在的“河长制”来管理水渠。

　　清初漕运法大体承袭明制，但在具体做法上，结合实际情况，进行了许多修改，形成具有清代社会特点的漕政经济法规。关于漕船建造，为保障安全及河道航运能力，设定标准，康熙十七年（1678年）议准：“漕船载米不得过四百石，入水不得过六捺，空船不得过四捺。”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改定漕船式样，“船身长七丈一尺，宽一丈四尺四寸，载重量五百六十石”，康熙令“各省遵照新式”，“一律成造”。漕船使用期限为十年，若十年内无特殊原因而朽坏，或“失风漂没火毁无存者”，则乘驾漕船之运军水手“照造船料价银数分别年分追赔”。为保证运河畅通，还特设了河道总督，负责运河及相关水系河道的疏通、闸坝的建造维修等。为保证漕船正常航行，特别制定漕运季节河道通告规则，严禁兵船、贵族官僚家船恃强闯闸，阻塞航道。

　　（摘自《检察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