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张姝 实习生 徐菥谣

　　2月9日清晨7点多，立春刚刚过去不久，杭州春风微凉。浙江京衡律师事务所律师崔旭阳发动汽车，开始一天的工作。“我住在临安区青山湖，上班在西湖区黄龙。朋友总说‘这么远’，开车要一小时。但我不觉得辛苦，这段时间正好用来复盘前一天的案件。”

　　崔旭阳是一名专职网红维权律师。杭州作为“中国直播电商第一城”，脉搏与屏幕背后万千人的生计紧密相连。杭州市商务局的数据显示，仅2025年1月至10月，杭州便完成直播471.36万场，成交额高达3640亿元。数字背后，是新就业形态的加速成型，也暗藏法律关系模糊、权益保障缺失的困境。

　　缘起：

　　看见滤镜后的真实困境

　　初见崔旭阳，不同于律师的“刻板印象”。她长发披肩，穿着简约的灰衬衫与西裤，说话字字笃定，严谨专业。

　　谈及为何选择成为“网红维权律师”，她说，自己2020年7月研究生毕业入职律所。来自内蒙古，出于对杭州这座城市的向往，只身前来。经过一年半实习，2021年末正式执业。她清楚，在杭州优秀的青年律师很多，执业后没有固定月薪，“坚持不了就要离开”。

　　转折始于执业初期。一次机会，前辈律师建议她去一家新成立的直播电商公司兼任法律顾问。“一开始犹豫，担心偏离主线。”但她接受了这份每周两天的坐班工作。正是这段为期两年的经历，为她打开了理解新经济业态的窗口。

　　她首次近距离观察这个行业：看到年轻人追逐梦想的热情，也窥见高速发展下的暗流——格式化的经纪合同、权责失衡的条款、年轻人在商业规则前的懵懂。“镜头前是精致的‘偶像’，镜头后可能只是一个需要帮助的普通年轻人。他们的困境不仅是法律问题，更是身心健康危机。我不能只把他们当作‘案源’。”

　　这份共情与时代同频。根据《杭州市推进数字贸易强市三年行动计划》，产业催生庞大新就业群体，法律需求井喷。更具风向标意义的是，针对全国8400万新就业形态劳动者，2026年1月27日，人社部发布消息，我国将制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办法》，破解劳动关系“认定难”、权益“落地难”等问题。这些动向让崔旭阳更坚信——网红用镜头创造价值，理应得到法治守护。

　　（下转2版）

　　（上接1版）

　　破局：

　　在人情与法理间寻出路

　　法治阳光如何穿透流量滤镜？崔旭阳从纷繁个案中抽丝剥茧，为这个看似光鲜的行业寻找理性支点。

　　经办案件中，一名年轻博主的天价违约金案，令崔旭阳印象深刻。

　　深夜，她正准备休息，电话响起。那头是一个带着哭腔、语速颤抖的男声，满是焦虑。“他慌了神，说找过律师心里还是没底，通过朋友找到我，哪怕只是聊聊。”崔旭阳从晚上11点聊到近凌晨1点，“我没谈法律条款，只安抚他‘先好好睡觉，事情总能解决’。”

　　第二天，男生和母亲来到律所。“一米八的大个子憔悴得像霜打的茄子，母亲满面愁容。”崔旭阳说，“他是1998年的，只比我小4岁。我想到自己刚执业时的迷茫。”她没有先讲法律，而是轻声安抚，“你先别慌，把身体照顾好。”

　　案件事实逐渐清晰。男生本是药学专业学生，凭借知识在社交平台分享护肤心得，积累粉丝并自我变现。出于对“专业化运营”的向往，他轻信朋友介绍与一家机构签下经纪合约。然而，公司截流大部分收入，不断施压延长直播时间、承接商单。长期昼夜颠倒的高强度工作与对未来的恐慌，最终将他推向抑郁深渊。

　　最揪心的细节发生在法庭。开庭前夜，他因严重失眠求助心理医生注射药剂。休庭间隙，他跑到门外服下抗抑郁药，重回法庭陈述时依然崩溃痛哭。那个画面，击碎了行业的“完美”滤镜。

　　为扭转局势，崔旭阳和团队未纠缠合同字句，而是围绕“人”本身多维举证：梳理账号成长轨迹，用数据证明成功源于个人专业知识；整理医疗记录和沟通证据，呈现合约如何损害其身心健康；计算实际成本与收入，论证高额违约金对年轻个体的毁灭性。“目标是在法律框架内，为他夺回人生的主动权。”

　　最终，经数轮谈判，机构同意和解，放弃了高额索赔。案件落幕那天，男孩再次落泪，这一次是如释重负。

　　设规：

　　从解决一案到预防一类

　　基于大量纠纷，崔旭阳开始思考如何从源头减少争议。“很多纠纷源于合同本身的缺陷。一份好的合同不应是一方的陷阱，而应公平。”

　　她总结出“达人经纪合同”关键条款建议：设立“合作考察期”，期间任何一方可无责解约；明确量化指标，将粉丝增长、收入目标等转化为具体数字；细化双方权利和义务；确认退出条件、违约金上限和结算方式。“最重要的是签约前找专业人士审阅。很多主播才十几二十岁，看不懂几十页合同，轻信口头承诺，埋下隐患。”

　　“对工作的热爱，以及前辈律师的帮助，让我的律师之路走到了第六个年头。”崔旭阳说。

　　立春时节，她正计划将提炼的合同范本提交知识产权保护申请，未来可能向行业公开。“不破不立。”她望着窗外发芽的柳枝，“只有打破不合理的旧范式，才能建立健康的新秩序。”她的愿景清晰：希望每个新入行主播都能拿到权责清晰的合同；每个陷入纠纷的年轻人都能找到专业帮助；每个机构都能在规范中长远发展。

　　“网红经济的春天不应只是流量和销量的春天，”崔旭阳说，“更应该是规则健全、权利有保障的春天。”窗外，杭州的春日暖阳，正照亮数字经济规范发展的新征程，也照亮一名青年律师以专业与热忱护航梦想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