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陈毅人 通讯员 瓯文

　　已是晚上9点，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仙岩法庭的三楼，庭长王群英的办公室还亮着灯。她把电话夹在肩头，一边听一边在纸上飞快地记。电话那头，是一名远在西班牙的当事人。因一起货物纠纷，原、被告僵持了很久。王群英细细地询问每一个细节，挂了电话，她在排庭表上又添了一笔——这是当晚第三个跨国调解记录。

　　她的电脑屏幕一角开着世界时钟，几个主要国家的当地时间一目了然。“瓯海是著名侨乡，近12万华人华侨分布在世界各地。排庭、调解、联系都得跟着当事人的时区走。”她说。

　　随着瓯海法院将大部分涉外案件集中到仙岩法庭，案件体量增大，涉外专业审判审理难度也上了一个台阶。这副担子，主要落在了王群英的肩上。

　　“找钥匙”

　　“涉外案子症结各异，解法也得‘私人定制’。”王群英告诉记者说，有人争的是钱、有人赌的是气、有人需要一个台阶，“我就是替每一个案子找到那把对的钥匙。”

　　某外商与瓯海一家五金企业签订了22万元定金合同，验收时，产品重量、结构全变了样，外商一气之下诉至法院，要求返还定金并支付违约金。可被告企业的资金链快断了，根本拿不出钱。王群英没在办公室里干磨。她去被告企业的仓库转了一圈——这批货虽与样品有差距，但仍有使用性能。能不能把这批货盘活？她跟外商商量：“钱现在拿不出来，货是现成的，你拿去转卖折抵定金，回款更快。”最终，当事双方达成“以货抵债”协议。这起案子后来入选2025年度浙江省涉外商事调解二十大典型案例。

　　“不少当事人对国内司法程序是陌生的。”王群英说，这时候一上来就讲法条，只会把人推得更远。她不着急谈案子，先帮对方把诉讼程序理清楚——自己有什么权利，接下来可能会发生什么……“等对方把这些弄明白了，信任才能建立起来，之后的事情才好推进。”

　　“每一个涉外判决都是对外开放的名片，半点马虎都不能有。”王群英说，这类案子不光适用法律要精准，说理部分还要讲细讲透——法条怎么用、事实怎么认定……都得掰开揉碎了说清楚，让身在异国他乡的当事人看得明明白白。

　　“多做一点”

　　涉外案件集中管辖后，王群英每天要处理的案件量一下子涨了上来。她接得稳稳当当——早在梧田法庭那十年，年均办案500多件的日子里，她养成了一个习惯：凡事多做一点。

　　“凡事多做一点，有时候反而效率更高。”王群英对记者说。她很少在办公室里坐着。谁家什么情况，她习惯亲眼去看看。涉案的厂房、仓库、村居，能去的她都跑一遍。“坐在办公室里听人说，和站在现场看一圈，得出的判断往往不一样。”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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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王群英处理的一起二手设备质量问题的纠纷，她驾车60公里，直奔原告的厂房，还找来周边群众一起“评理”。就这么多跑一趟，让一桩原本“一判了之”的案子，有了更稳妥的解法。

　　后来，“群英”党代表工作室成立，她把“多做一点”的习惯带进了工作室。每周一“党代表接待日”，她带着团队成员轮流驻室接访；遇到家暴求助、家庭教育缺失等复杂问题，她联动妇联、公安和心理咨询师上门化解……工作室成立以来，已累计接访群众500余人次，调处矛盾纠纷300余起。

　　“较真”

　　王群英有个习惯，每个案子的卷宗，她都要从头翻一遍。法官助理整理的摘要就放在手边，她很少看。“细节藏在原文里，光看摘要看不出来。”她说。

　　记者注意到，她桌上摊着一本厚厚的笔记本，随手翻开一页，上面密密麻麻记着未结案子的编号、核心诉求、每次沟通的进度等。每天下班前，她就对着这本本子逐一复盘，再列出第二天的工作计划。“案子一多就容易漏，记下来心里才有底。”她解释说。

　　在王群英经手的案子中，这种“较真”随处可见。有一起标的额巨大的财产损害赔偿纠纷，双方争议很大，光鉴定就做了4项，证据材料摞了数千页。王群英抱着卷宗啃了很久，一页一页地翻、一条一条地核对，硬是从庞杂的材料里捋清了双方争议的核心脉络。还有一起积怨几十年的兄弟财产纠纷，她前前后后打了上百个电话，两边分别做工作，一点点把死结给揉开了……

　　采访间隙，记者也捕捉到了王群英“较真”的日常：助理送过来一份调解书，她拿起笔边看边改，连表述上的细微偏差都圈了出来；接当事人的电话，她边听边在笔记本上记，挂了电话还补了两行备注；桌上堆着的七八本卷宗，每本都夹着好几张彩色便签，露出来的小角上写着密密麻麻的字……有人曾问她“这么拼，累不累”，她回答说：“案子到了手上，当事人都等着、盼着，我没法不往前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