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辅助问诊需守法治底线 医疗权责不可技术转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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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评论员 田摇中
近日,江苏徐州一段网友拍摄的就诊视频在社交平台传播。视频拍到接诊医师在坐诊期间,借助手机打开通用AI工具豆包,检索检验项目、用药禁忌等医药信息。拍摄者据此质疑医生依靠AI出具处方、敷衍问诊,相关话题迅速引发网络讨论。涉事医院后续发布核查通报,澄清当事医师并未向这名患者开具处方,当时调取AI内容只是比对一款新药的适用条件,经过综合评估后判定该药物不适配患者病情,最终没有实施开药处置。院方同时强调,AI只作为信息查阅的辅助载体,全部诊疗判断,都由医务人员独立作出。这场一波三折的网络舆情,看似是一场误会,却照见人工智能走进临床诊室之后,权责划分、执业约束、风险防控等一系列亟待厘清的法治议题,值得监管部门、医疗机构审慎思考。
智慧医疗持续推进之下,各类AI应用逐步融入问诊、鉴别、用药参考等临床环节,帮助医护人员快速检索药学资料、比对诊疗方案,减少用药疏漏,合规的AI辅助,本身属于医疗数字化创新的有益尝试。但医疗行为承载着极高的人身风险,直接关联公民的生命权与健康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处方管理办法》等法规清晰划定执业边界:问诊评估、处方开具属于医师专属执业行为,只能由具备有效执业资质的医务人员独立判断、自担其责,诊疗结果的决定权与风险承担主体,法定指向医师及其所在医疗机构,人工智能不具备替代医师作出核心诊疗判断的法律资格。在法律框架内,AI的定位仅限于信息检索、资料对照这类外围辅助工作,不能介入病情研判、用药取舍、处方拟定等关键诊疗环节,这是智能医疗不能逾越的刚性红线。
舆情争议的焦点,不在于医师能不能使用AI,而在于诊室里随意使用通用AI,极易消解公众对医疗专业的信任,带来权责模糊的隐患。临床诊疗高度依赖个体差异,患者年龄、既往病史、基础疾病、药物耐受情况各不相同,通用大模型没有办法实地感知患者体征,输出内容大多是标准化、模板化的通用资料,天然缺少个案适配性。如果医师形成技术依赖,放松自身审慎研判义务,即便没有直接照着AI结果开药,也属于没有充分履行法定的勤勉诊疗义务,不符合医疗执业的基本要求。从追责逻辑来看,现行医疗损害追责体系坚持行为主体负责制,一旦出现诊疗失误、用药差错引发损害后果,追责对象始终是医师和医疗机构,现行法律并未赋予AI独立承担法律责任的主体地位,也就是说,技术工具给出的参考意见,无法成为医务人员免责的理由。
放眼行业监管现状,不少基层机构还没有形成成熟的AI使用规范,存在使用场景模糊、权限边界不清、操作流程随意等问题。很多医疗机构尚未出台专门制度,区分医用专业智能系统和面向大众的通用AI,没有明确哪些场景禁止调用通用AI,缺少配套的审核流程与风险培训,部分医护人员对AI使用的合规边界认知模糊,习惯于在接诊过程中随手检索参考。这类操作不仅削弱诊疗工作的严肃性,一旦AI出现信息滞后、结论偏差,很容易诱发医疗差错,埋下医患纠纷隐患。除此之外,在诊疗场景中使用公共AI工具,还存在健康敏感信息外泄的风险,健康信息属于个人信息保护法重点保护的敏感个人信息,一旦因为不当操作发生泄露,相关医疗机构与医务人员需要承担对应的民事乃至行政责任。
技术创新的落脚点,永远是保障医疗安全、维护群众合法权益,法治约束则是智慧医疗平稳发展的前提。AI赋能医疗是大势所趋,但技术迭代不能冲破法律边界,不能弱化医师的专业责任,更不能冲淡医疗本身的专业价值。化解当前通用AI随意进诊室的乱象,需要多方协同补齐制度短板,压实各方主体责任,搭建一套闭环的合规管理体系。医疗机构要完善内部管理制度,严格区分专业医疗智能系统和通用AI的适用场景,明确禁止通用AI参与核心诊疗决策,规范信息检索行为,防范“以机代人”;常态化开展普法和执业培训,引导医护人员摆正定位,把专业临床经验、面对面问诊评估作为诊疗决策根基,AI仅作补充参考,避免主次颠倒。卫健监管部门也应加快细化配套监管规则,明确AI辅助诊疗的准入条件、操作准则、风险处置与追责路径,常态化开展现场督查,及时纠治各类不合规的使用行为。
医疗的根基,在于医者专业判断与责任兜底,技术只是提升效率的辅助工具。徐州这起舆情,是人工智能时代留给医疗行业的一次法治提醒。唯有依靠法律划定技术的应用边界,依靠制度规范临床执业行为,依靠刚性责任守住医疗安全关口,人工智能才能真正成为医疗行业的助力,而不是弱化专业、制造风险的漏洞,持续守护群众就医安全,推动智慧医疗在法治轨道上行稳致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