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王昆明 王鑫涛 沈津俊　 整理：陈贞妃 茹玉

　　秋意渐浓，又逢重阳。这个承载着敬老深情的传统节日，总让人格外关注老年人的冷暖与权益。在法院，涉老的纠纷案件五花八门，但赡养纠纷始终是最牵动人心也最考验“情与法”平衡的一类。它不像其他纠纷那样是非分明，往往缠绕着陈年旧怨、手足比较、观念冲突，可谓“剪不断，理还乱”。

　　在重阳节来临之际，湖州法院的法官、执行干警分享了三个刚刚落槌的赡养故事。这些故事里，有被“面子”绊住的亲情，有育有九子母却难养的无奈，也有对亲情回归的终生祈盼。它们如同镜子一般，映照出家事审判中的司法温度与人性洞察。

　　“面子”之下，应是安放亲情的“里子”

　　84岁的许阿婆育有三儿一女。早年一家人商定：大儿子杨成赡养母亲，二儿子负责父亲，三儿子照顾奶奶。后来，奶奶与父亲相继离世，身体硬朗的许阿婆便一直与杨成共同生活。

　　然而半年前，因与儿媳一次拌嘴，许阿婆拎起包袱搬到了外嫁女儿杨淑家中。这一走，触动了杨成心中最敏感的那根弦。在他眼中，两个弟弟都已为长辈送终尽孝，而母亲的出走，无疑是对他孝心的否定。“讲好的，妈由我赡养，现在她住到妹妹家去，别人怎么看我？”杨成坚持要求母亲搬回来。

　　可杨淑和许阿婆都不乐意。杨淑坦言，哥嫂平时在厂里上班，甚至都没时间给母亲做饭，根本照顾不好母亲。母亲洗澡擦身不方便，也不好意思让儿子帮忙。自己虽是外嫁女，但只要母亲愿意，自己照顾她也是理所当然。

　　双方因为“跟谁住”争执不下。最终，在杨淑提议下，许阿婆把四个子女全都告上了德清法院，希望由法官来给她的晚年生活、兄妹之间今后的赡养义务等下个“定论”，让她好名正言顺地跟女儿生活。

　　得知其中原委，我哭笑不得。案子是以赡养费纠纷起诉，可大家想解决的是许阿婆跟谁生活，这并非一纸判决能够解决。于是，我带着法官助理和人民调解员上门，希望以调解的方式化解一家人的矛盾。

　　我们先见了许阿婆。满头白发的她坐在藤椅上，说起这段时间的处境：“我知道老大怕别人说闲话。他也孝顺我，可我在闺女这住得更自在。”

　　许阿婆态度明确，希望由女儿照顾晚年。二儿子三儿子也认为母亲跟着妹妹更安心。矛盾的核心在于如何打破杨成的世俗观念。

　　我们单独把他拉到院子里，与他推心置腹：“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阿婆跟闺女住，照顾起来确实比你方便。你按时给生活费，再常去看看，大家只会说你顾大局，不会说你不孝顺。”

　　一番长谈，杨成终于松口，只提出一个请求：母亲的身后事必须由自己操办。对此，几个弟妹都没意见。最终，四个子女达成了调解协议：许阿婆随女儿共同居住，三个儿子每年分别支付生活费5000元，今后的大病医疗支出由四人均摊。

　　儿孙满堂，赡养却是一盘散沙

　　王奶奶的案子，是我至今遇到过人数最多、最复杂的赡养费执行案件。

　　最初在养老院见到王奶奶时，她正躺在单人间的床上，时而清醒，时而糊涂。“王奶奶年轻时可是村里的能人。”护工的语气透露着惋惜，“谁家有事，她都热心帮忙，还帮子女们带大了好几个孙辈。”

　　这位90岁的老人一生育有五子四女。本该是人人羡慕的人丁兴旺之家，为何会在晚年独居养老院，甚至与子女对簿公堂？

　　当我挨个联系九名子女，十多年的家庭纠葛渐渐浮现。王奶奶的九个子女年纪最大的70多岁，最小的也将近60岁。十多年前老伴去世后，自觉身体还算硬朗的王奶奶搬去了最小的女儿家中居住。因为小女儿的孙子患有智力疾病，王奶奶一起帮衬着照料。由于自己存有积蓄，彼时子女们无需为她的赡养问题操心。直到2018年，王奶奶突然中风瘫痪在床，赡养问题摆在眼前，子女之间暗藏已久的矛盾彻底爆发。

　　起初，几个女儿一起轮流负责照料王奶奶，日子也还过得去。可随着王奶奶病情逐渐严重，大家都无力照顾，便集体商议将王奶奶送至养老院。王奶奶的积蓄很快耗尽，五个儿子中仅有两人愿意分担费用，其他三人愤愤不平——“妈是在她家摔倒的，这些年一直在帮衬她，钱也都花在她家了，理应由她负责”。

　　不患寡而患不均。原本愿意承担的两个儿子，见兄弟推诿，索性也不再支付。无力负担养老院费用的王奶奶只好将九个子女告上安吉法院，要求他们承担赡养义务。法院依法支持王奶奶诉请，判令九个子女每人每月支付赡养费400元。

　　然而，一纸判决未能唤回孝心。赡养费迟迟未至，案件转入执行程序，到了我手中。

　　为彻底解决老人的赡养问题，我们依托四级联动源头化解执行难工作机制，通过村镇执行联络员，把分散在各处的九兄妹聚到了一起。调解当天，会议室里坐得满满的。除了法院干警和当事人，还有湖州市人大代表、执行联络员。主题只有一个：算亲情账。

　　在王奶奶弟弟的协助下，我们一桩桩理清老人为每个子女的付出，也算明了她毕生积蓄的流向。在事实面前，子女们渐渐沉默。

　　最终，九个子女全部签署了和解协议，承诺履行赡养义务。两名患病女儿量力而行，每月承担100元。王奶奶的晚年生活终于有了保障。

　　钱能到位，亲情能否“回归”？

　　今年夏天，我接手了一起令人唏嘘的赡养费执行案件。申请执行人是年近九旬的唐大爷，而被执行人是他的长子唐某。

　　唐大爷家中三个子女，唐某是长子，因家境困难幼时被送养。因为心怀愧疚，待唐某长大后，唐大爷帮他解决工作上的问题，还将名下房产也登记到他名下。多年后，那套房子遇上拆迁，一家人坐下来商定：由唐某按月支付1500元赡养费，二女儿和三儿子主要负责父母的日常照料。

　　这本是一个看似公平的家庭约定，可不过一年光景，平衡就被打破。唐某陆续拖欠赡养费，直至完全停付。老人无奈，只得将亲生儿子起诉至南太湖法院。

　　判决很快下来了，唐某需支付累计4万余元的赡养费，并继续按月履行。可钱，迟迟没有到位。

　　我第一次去唐某家，他态度不算恶劣，但表示自己经济困难，无力承担。这样的话，我听过太多，经济困难往往是表象，背后深藏的常是隔阂与嫌隙。

　　我没有急于采取强制措施，而是在村书记的帮助下，联系到了唐某的女儿。这个已经成家的女孩很是通情达理。说起父辈的恩怨，她只有心疼：“爸爸不是爷爷带大的，两人本来就不亲近。现在一家人为了钱闹上法庭，我也很难过。”那句“难过”里，藏着对家庭圆满的渴望，也藏着一份跨越隔阂的理解。

　　家庭的结，或许终究要靠亲情来解。

　　那段时间，我和同事们成了唐某家的“常客”。有时正式谈话，有时路过聊聊。我们不只讲裁判文书，更聊老人的身体状况，聊老人对他的思念和付出，聊他女儿会如何看他这个父亲。

　　经过反复沟通，唐某终于在女儿的帮助下将拖欠的赡养费全部结清。当我把这个消息告诉唐大爷时，他连说了三声“谢谢”，并表示希望唐某多来家里走动。

　　回程路上，我思绪万千。事实上，唐大爷经济并不窘迫，另外两名子女也都十分孝顺。唐某的这笔赡养费，从经济上来说，对他或许并没有那么重要。他坚持诉讼，或许只为换来儿子一句问候、一次探望。

　　法律可以规定义务，却无法规定孝心；可以强制执行财产，却无法强制唤醒亲情。我们所能做的，便是俯下身去，耐心倾听，在法律架起的支点上，一点点撬动那些被遗忘的亲情，让老人们能够安享的，不仅仅是一个物质无虞的晚年，更是一份心安与温情。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