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应群伟 朱蓓蓓

　　宁波政法（法学）融媒体中心 陈佳

　　“过去了近半个世纪的事，你们都能查清楚，为你们点赞。”近日，在宁波市海曙区集士港镇综治中心的“集仕共说”工作室，程女士（化名）紧握调解员的手，心里的疙瘩终于解开。

　　“只要是群众的事，就没有小事”——这是集士港镇综治中心秉持的群众工作理念。面对程女士反映的事项时间跨度大、查证困难，调解员董国平主动请缨，半个多月里多次上门走访，逐一梳理政策、厘清事实，把40多年前的政策讲得明明白白。“这里的人，是真心帮我们办事。”程女士心服口服，临走时还与调解员互加了微信。

　　从“信访户”到“点赞人”，折射出的不仅是集士港镇综治中心“有处说理、有人管事”的治理效能，更是宁波市全域推进矛盾纠纷预防化解法治化的生动缩影。

　　近年来，宁波市坚持把法治化的思维、理念、方式贯穿于矛盾纠纷预防化解全过程，在全市开展矛盾纠纷预防化解法治化试点工作，坚持预防在前、调解优先、运用法治、就地解决，探索形成了具有宁波辨识度的实践经验。

　　2024年8月22日，全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推进社会矛盾纠纷预防化解法治化现场会在宁波召开。

　　2025年6月1日，《宁波市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条例》正式施行。

　　从试点探索到制度固化，宁波为矛盾纠纷预防化解工作筑牢了法治根基。2025年，全市矛盾纠纷化解率达96.24%，其中97.05%化解在镇街及以下。数据背后，是宁波系统构建的统筹、预防、处置、工作、力量和数智“六大体系”协同发力——

　　顶层设计上，市委市政府将这项工作作为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的重要抓手，一体推进平安宁波、法治宁波建设的重大举措，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重要载体，高位推动、系统谋划、全面落实。

　　有了坚实有力的统筹保障，源头治理的“防火墙”才能越筑越牢。制定出台《宁波市出租房安全管理条例》等涉及矛盾纠纷多发领域的法规，健全“双排查、双评估、双报告”重大风险评估机制，依托法学会探索建立法律咨询服务联系点，一道道“防火墙”着力将矛盾消解于未然。

　　源头治理“治未病”，依法止争“治已病”。2025年，全市法院立案后调解成功案件9.76万件，民事调解撤诉率提升至48%；全市司法行政机关人民调解11.79万件、仲裁结案4054件；全市信访总量同比下降27.8%……一组组数据印证着：法治化轨道上的矛盾纠纷化解正跑出“加速度”。

　　如何持续发力？平台是关键。过去，群众为解决问题“多扇门跑断腿”；如今，综治中心整合接访、诉讼、调解、仲裁、行政复议等服务，群众“进一扇门解千结”。

　　2024年初，余姚市凤山街道某楼盘因资金链断裂拖欠60余名工人工资半年。了解情况后，街道综治中心联动法院、公安、人社、住建等部门，以法治思维开展联合调处。“当时，一部分人愿意走诉讼，但即便走‘绿色通道’加急处理，也难以在春节前兑现欠薪，最终我们还是采用协调的方式解决。”工作人员说。经过十余天克难攻坚，项目负责人与工人达成协议。除夕夜，工作人员接连收到工人的拜年短信：“多亏了你们，这下能过个好年了。”一句句朴实的问候，成为基层治理工作者最珍贵的“新年礼物”。

　　单丝不成线，独木不成林。多元力量也在不断汇聚成法治合力。在鄞州区姜山镇，由流动人口协管员、网格员和平安志愿者组成的“大脚板行动队”穿梭于流动人口聚居区，运用“五色联动”工作法织密社区防护网。一次走访中，工作人员得知外来务工的张姐因带孩子难以兼顾工作，就推荐免费公益托管课程。张姐感动地说：“真的是帮到了点子上。”

　　科技则让合力更智慧。“海晏在线——宁波市综治平台”依托“浙里甬平安”综合应用开发建设，通过信息化统一平台、大数据动态监测和全流程协同机制，推动矛盾纠纷化解与社会治安风险防控向智能化跃升。应用包含“应用要素、风险防范、综合治理”三大场景。其中，“风险防范”场景的“矛盾纠纷”功能板块，全量归集各类数据，构建矛盾纠纷“一本账”，并绘制预防化解法治化“路线图”，为线下化解、层级流转、闭环处置提供参考。目前，系统日均报送流转处置事件超2万件，镇街层面97%以上的事件实现系统自动流转、分类处置。

　　法治浙江建设二十载，宁波以法治思维为引领，以矛盾纠纷预防化解法治化为突破口，将法治理念融入基层治理各环节，让“遇事找法、办事依法、解纷靠法”成为城乡居民的共同遵循，绘就了“法治为民、长治久安”的宁波答卷。

　　专家点评

　　中共浙江省委党校法学教研部教师、浙江省国家工作人员法治素养研究中心研究员 曹雳

　　宁波通过制定《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条例》、构建“六大体系”与打造一站式综治中心，推动矛盾纠纷化解从分散处置转向依法集成。更以“海晏在线”数智平台贯通源头预防与末端化解，让97.05%的纠纷消弭于基层，生动践行了“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矛盾和问题”的重要理念。这一实践将法治从文本规范转化为可运行、可感知的治理生态，为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提供了扎实的市域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