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员 颜辉 姚晓青 童法

　　本报记者 李小文 见习记者 王芳

　　“我不是不愿意赔，我做养殖，现在正是种苗播种期，手头确实没什么钱……”在桐乡某村的调解现场，被执行人李大伯满脸愁容，道出了自己的困境。他在一起事故中须赔偿同村村民朱大伯，但名下无财产可供执行。案件一度陷入僵局，也让两户邻里的矛盾悬而未决。执行法官通过法院与综治中心建立的“双向协作”机制，将案件推送至李大伯户籍地所在的镇街综治中心。很快，熟悉情况的村干部作为“执行专员”介入，他们既是法律的“宣传员”，也是矛盾的“调解员”。法官和村干部一起，从“情理法”多个角度引导双方当事人深入沟通，并不断调整方案、缩小差距，最终促成双方达成和解：李大伯一次性赔偿朱大伯50万元，朱大伯承诺就此事不再提起其他诉讼。后续，李大伯一家积极筹款，将赔偿款全部履行到位。

　　执行是司法公正的“最后一公里”，也是平安建设的重要一环。过去，案件多、查人找物难、协调配合难等问题，让不少胜诉权益沦为“纸上权益”，矛盾纠纷易在执行环节激化，成为影响社会安定的隐患。2024年，桐乡法院联动综治中心，创新打造“双向协作”执行模式，通过法院执行功能入驻综治中心平台、综治中心人员入驻法院，搭建“市级主抓、镇街主战、村社响应”三级联动架构，以机制创新破解执行难题。

　　“唐法官，我们是崇福镇综治中心的，你要找的被执行人冯某某，通过村级网格摸排已经锁定了！”一通急促的电话，见证了“综执双向协作”机制破解“查人找物难”的实效。这是一起涉民生执行案件，申请人小冯（化姓）是未成年人，父母早年离婚后由母亲独自抚养，父亲冯某某长期拖欠抚养费，累计欠款数万元。

　　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承办法官仅掌握“冯某某在崇福镇打工”这一模糊线索，而崇福镇作为工业重镇，外来人口多、流动性大，仅靠法院传统查控手段，无异于大海捞针。关键时刻，承办法官启动“综执双向协作”机制，借助市镇村三级联动，将案件信息推送至市综治中心。按照属地管理原则，任务逐级交办至崇福镇综治中心、村社，包案村干部和网格员充分发挥“人熟、地熟、情况熟”的优势，以流动人口登记、日常走访为契机，不到1个月便精准锁定冯某某的租住地址和工作场所。

　　执行干警联合调解员迅速上门。在法律威慑与温情劝导下，冯某某当场付清全部拖欠抚养费，并承诺以后按时履行。拿到款项的那一刻，小冯母亲激动落泪：“没想到法院和镇里、村里能一起帮我们，孩子的生活终于有保障了！”

　　这样的暖心场景，在桐乡早已成为常态。为让机制落地见效，桐乡法院从11个镇街综治中心精心选拔11名经验丰富、懂法善调的人员常驻法院，成为“执前督促员”，实行“街镇属、法院管、法院用”模式。这些督促员全面编入执行团队，深耕所属镇街“责任田”，全程负责案件跟踪、督促履行、调解和解等，凭借对属地情况的熟稔，快速掌握当事人动态，累计协助督促案件7100余件，督促履行成功率达53.8%。

　　聚焦高质量执行，桐乡法院不断深化机制效能：一方面，优化部门协作，联合司法、检察、公安、住建等单位，构建“执行双方+法官+村社联络员+对口部门”的多元调解机制，探索公积金处置绿色通道，完善“云执车”查扣评卖一体化机制，拓宽财产查控渠道；另一方面，突出治理重点，针对专业市场纠纷频发问题，联合公安启用“天网”系统精准查人，依托综治中心公开失信名单，强化信用约束，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改革成效，数据为证。改革模式运行以来，桐乡累计执结案件10741件，执行到位12.01亿元，进入执行领域案件减少30％，相关工作经验在全省“深化执行‘一件事’综合集成改革”推进会上获肯定推介。

　　法槌起落定纷争，执行亮剑护安宁。一串串亮眼数据、一个个鲜活案例、一张张满意笑脸，见证着桐乡司法为民的初心使命，让“法律白条”化作“真金白银”，以执行之效筑牢平安之基，交出了一份守护公平正义、护航民生福祉、共建平安桐乡的高分答卷。

　　专家点评

　　中共浙江省委党校法学教研部教师、浙江省国家工作人员法治素养研究中心研究员 徐新星

　　桐乡法院联合综治中心创新“双向协作”执行模式，构建“市级主抓、镇街主战、村社响应”三级联动架构，充分发挥包案村干部、网格员等责任人员“人熟、地熟、情况熟”的乡土优势，在熟人社会中多用“情理法”促进和解，打通执行工作“最后一公里”；同时，深化多元调解机制，联动司法、检察、公安、住建等部门协同发力，依托公安“天网”系统实现精准查人找物。这一系列举措既有力提升了执行威慑与效能，又兼顾了善意文明理念，持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实现了法律效果、社会效果与治理效果的有机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