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首席记者 陈佳妮

　　“守一而制万物者，法也。”古往今来，中华儿女对法治始终殷殷以盼、孜孜以求。

　　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今天，政府带头做到有法必依、严格执法，国家方能在法治轨道上有序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号角声中，法治政府建设换挡提速，依法行政这一烙印愈发鲜明。

　　法治浙江建设20年来，我们欣喜地看到——

　　政务生态愈来愈清朗。“关键少数”法治意识明显增强，各级政府依法决策、公务人员依法行政成为常态。

　　政府用权愈来愈严格。行政权力必须在法律框架内运行，“四张清单一张网”划定了权力的边界；行政执法更加规范，“大综合一体化”改革破解了多头执法的沉疴。

　　人民群众法治获得感愈来愈实在。行政审批结束了“长途旅行”，简政放权带来了切实便利，“浙里办”让办事从“跑多次”到“最多跑一次”再到“一次都不用跑”。

　　二十年过去，法治政府、依法行政不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印在之江大地上的深深足迹——生动体现在一份清单、一次检查、一场复议、一个窗口、一句“办不成事我帮你”中。 （下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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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一份清单到一张网

　　“我要曝光你们！”不久前，湖州赵先生发布的一则短视频意外走红网络。镜头里，他实名“曝光”的是湖州市民服务中心——那天中午他赶着为孩子办户口迁移，可是材料带错了一份。本以为要白跑一趟，但窗口工作人员陆雨晴主动提出“容缺办理”，手把手教他线上补传，一直忙到错过饭点。事后赵先生感慨：“办事只跑一次，此刻具象化了。”

　　这份在浙江越来越“习以为常”的便利，并非无根之木、无源之水。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曾指出，“依法规范行政权力、全面建设法治政府，是建设法治浙江的关键所在。”

　　把行政权力纳入法治轨道，首先离不开一份实打实的“权力清单”。

　　2014年，富阳，这座富春江畔的小城，因“晒”出全国第一份县域“权力清单”备受瞩目。短短数月，富阳将与群众打交道最多的常用行政权力，从2551项削减至1326项，砍掉了近一半。

　　晒清单，就是要让企业和群众清楚知道，政府手里有哪些权力，办事该找哪个部门，法律依据又是什么。权力一旦晒在阳光下，“暗箱操作”的空间便被挤压，权力寻租的可能自然也越来越小。

　　因此，早在2013年底，浙江便启动了以“权力清单”为基础的“三张清单一张网”建设，次年又在全国率先推出“责任清单”，最终形成“四张清单一张网”的总抓手：“权力清单”管住“乱作为”，法无授权不可为；“责任清单”管住“不作为”，法定职责必须为；“负面清单”为经营主体松绑，法无禁止即可为；“财政专项资金管理清单”则管住了政府的“钱袋子”，花钱再也不能“任性”。

　　这4张清单，犹如4道闸门，将权力的笼子扎得严严实实。

　　2014年6月，浙江政务服务网正式运行，成为全国首个省、市、县一体化的政务服务平台。省级部门4236项行政权力首次上网公布，办事指南、表格下载、评价反馈全部集中于一网。

　　改革带来的实惠，企业和群众的感受最真切——

　　在温州，企业负责人陶先生为新店办理“水电气网”报装，原以为要跑好几个窗口，结果一次办结。工作人员还告知缺的材料可在线补交，“一趟下来就能拿到新执照和许可证”。

　　在杭州，市民陈尔诚在“浙里办”上为新生的二胎娃一键办理户口、医保等事项。对比七八年前生老大时的四处奔波，她感叹，“现在方便太多了”。

　　在嘉兴秀洲区政务服务中心，不动产登记、商事登记、社保等事项逐步整合。群众取一个号，便可办理27个部门的1644个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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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一份清单到一张网，从“群众跑断腿”到“数据多跑路”——政府的手伸到哪里该停，清清楚楚；群众的路走到哪里该通，明明白白。

　　从省政府法律顾问

　　到乡镇法审员

　　“搬新家住新居，日子惬意舒服。”近日，温岭市民王伟带着喜悦搬入新家，曾经的“城中村”已脱胎换骨，小区高楼林立，道路纵横交错。面对全新的环境，王伟又想起改造前，律师“进驻”村里的那一幕——

　　2018年，温岭规模最大的“城中村”改造项目启动，拆迁协议涉及面广、法律关系复杂，如何平稳快速突破？陈志愿、柳正晞等市政府法律顾问主动请战。

　　他们带领律师团队全程参与，从安置方案出台到拆迁协议签订，既为政府依法行政提供专业服务，又为群众答疑解惑、代写法律文书。最终，项目顺利推进，没有留下“后遗症”。

　　王伟和村民们签下协议时心里踏实，因为他们知道，每一页纸、每一句话都有律师把关。

　　在浙江，从省政府到乡镇政府，都活跃着一群“高参”——政府法律顾问。

　　2014年，浙江正式建立政府法律顾问制度，牛太升等7人成为首批省政府法律顾问。他们“上任”后办的第一件大事，便是处理当时“三改一拆”行动中的法律问题。

　　2014年8月，法律顾问组召开专题例会，有顾问提出：处置违法建筑是执法行为，行政强制法明确行政强制措施不得委托，建议由负有法定职责的部门作为行政执法主体，并要有齐全的手续、规范的程序。这份意见呈送省领导案头，多位领导批示要求研究落实。

　　有法律顾问曾这样“定义”这份工作：政府法律顾问是为发展和改革提供专业法律建议的，不仅要说“如何不行”，还要说“怎么才行”。到2017年底，浙江已实现省、市、县、乡四级政府法律顾问全覆盖，共聘请法律顾问9248名。

　　另一个问题随之而来：乡镇（街道）是政府法治力量最薄弱的环节，却是与群众打交道最多的地方。如何打通基层法治的“最后一公里”？2020年，浙江在全国率先开展乡镇（街道）合法性审查全覆盖工作，配备专门的法审员。如今，“事事都问一问法审员”，已成为基层干部的习惯。

　　不久前，温州市洞头区大门镇的会议室里，法审员陈青青把一份镇政府委托有关单位开展动物免疫的合同坚决推了回去——合同规定乙方需保障95%的免疫密度，但对未达标情形只写了“协商解决”。“协商就是没有约束。”她马上起草补充条款，建议写明“免疫密度每低1%，扣减合同款2%”。

　　有的干部起初觉得她“太较真”，直到她拿出相关诉讼案例——某镇因没写清违约条款，多花了几万元返工费。最终，补充条款被全部采纳，当年大门镇动物免疫任务全部达标。

　　如今，浙江全域活跃着3000余名法治审查人员，他们瞄准“问题文件”“违规协议”“违法处罚”，用专业素养规范基层行政行为，累计完成乡镇（街道）合法性审查事项27.8万余件。不仅如此，浙江还聚焦“怎么审”更高效——建设全省统一的“乡镇合法性审查”系统，实现了从前期审查到备案闭环的全流程监控。

　　从省政府的法律顾问到乡镇的法审员，依法行政的制度体系更加健全：每一项重大决策出台之前，都要先“问一问法”，从源头防止权力跑偏。

　　从“管得住”到“管得好”

　　2003年1月，在浙江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习近平同志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明确提出：“进一步规范行政执法主体，强化行政执法责任制，继续深化市、县两级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理顺行政执法体制，逐步在城市开展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创造条件开展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工作，着力解决职责交叉、多头执法、重复处罚、执法扰民等问题。”

　　这段话在嘉善县干窑镇一家餐饮店里，有了现实的映照——过去各部门“今天你来、明天他来”的现象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干窑镇综合行政执法队进行的“综合体检”，从厨房设施、油烟净化装置到店面性质、经营范围，不到一小时，所有检查内容全部完成，把行政执法对正常经营的干扰降到最小。

　　这个被称为“综合查一次”的模式，是浙江行政执法改革的金名片——进一次门、查多项事、一次到位。2025年，“综合查一次”实施率达77.5%，涉企行政检查量同比下降57.9%。

　　从“各自为战”到“协同作战”，背后是一场深刻的体制改革。

　　2022年，浙江成为全国唯一的“大综合一体化”行政执法改革国家试点。秉着权责明确、指挥协同、数据共享的理念，通过对执法部门、事项、资源、标准的高度整合，改革从根源上重塑了涉企执法的模式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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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的另一个方向，就是“一支队伍管执法”。

　　“看得见的管不着，管得着的看不见”——湖州市南浔区南浔镇执法队长回忆起曾经的尴尬，“当时我们隶属于城管，遇到游客买‘假特产’被坑，我们只能干等几十公里外的工商、旅游执法人员，售假人早跑了。”

　　如今，南浔区推出“执法菜单”，为不同乡镇“量体裁衣”。南浔镇除140项通用事项外，还结合实际选择了“旅游市场监管”等26项高频赋权事项。现在，队长腰间常挂三件“随身带”：执法证、价格监测仪和景区商户电子档案库钥匙。“刚处理一起冒牌特产案，从投诉到处置完成不到2小时。”

　　改革的效果，用数据说话。2025年，全省涉执法类投诉举报占比从改革前的17.4%下降至8.9%；近五年，企业和群众对行政执法的综合满意度分别达93.1%、94.6%，行政执法满意度位列全国第一。

　　但执法不只是“管住”，更要“管好”。

　　在杭州，上城区湖滨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组建的“商圈服务团”，既规范商家依法经营，又提供店招设置、装修指导、开业预检等全周期服务，激发商业活力。浙江还在28个领域建立轻微违法依法不予处罚清单，推行行政处罚决定书、合规建议书、信用修复书“三书同达”，实行企业信用“一处修复、处处修复”，最大限度降低企业经营成本。

　　宜柔则柔，当刚则刚。温州民警戴志坚蹲下身与残障卖唱者平等对话的画面，让“温度执法”一词深入人心，这则被路人拍下来放到网上的视频，获14.5亿次播放，好评无数。规范执法，需要能力支撑。浙江公安机关推出“教科书式执法”实践活动，汇编下发57个典型案例、3000套42部规范现场执法视频片和59个执法指引，为公安干警“刚柔并济”执法提供了可供参照的丰富样本。截至2025年，全省已有5000余名民警辅警通过法律职业资格考试，5300余名民警取得公安机关人民警察高级执法资格。

　　行政执法是政府与群众打交道最直接的环节，它是否规范、公正、有温度，决定了老百姓对法治政府的第一印象。从“管得住”走向“管得好”，让执法既有力度又有温度——这清晰标注了依法行政在执法方式上的实践刻度。

　　从“告官能见官”

　　到完善执法监督体系

　　一个完整的法治政府，不仅要有规范的权力运行机制，还要有闭环的监督体系——让每一项行政行为都可以被质疑、被纠错、被追责。

　　这条路，浙江步履不停。

　　早在1988年，苍南县村民包郑照因房子被强拆将县政府告上法庭，当时的县长黄德余出庭应诉。这是新中国第一起“民告官”案。30多年后的2023年，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一起行政诉讼案，被告席上坐着的，是杭州市一位副市长。

　　老百姓告官能见官，是时代的进步。近三年，全省各级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率保持100%。

　　但“民告官”并非唯一途径。

　　习近平同志2005年8月26日在浙江省政府法制办调研时指出，要全面实行行政复议制度，督促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制度，完善行政赔偿、行政补偿制度和行政官员罢免、引咎辞职或责令辞职制度，真正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要追究、侵权须赔偿。

　　这便是行政复议的意义所在。更多时候，行政争议在“民告官”之前，便已通过行政复议得到妥善化解。

　　2015年，浙江在义乌试点成立全国首家行政复议局，2019年实现省市县三级全覆盖。

　　“向上级部门申请复议，他们都是一家人，父亲能不包庇儿子吗？”义乌市行政复议局工作人员曾用民间的比喻道出此前的尴尬。“但行政复议局集中职责和资源后，明显不一样了。”该局成立后的第二年，纠错率就从5%上升到10%。

　　“办结一案、规范一片”，是行政复议孜孜以求的目标。

　　义乌曾有一案：陈某因摆摊卖活鸡活鸭被查处，对3.5万元罚款不服申请复议。行政复议局审查后认为机械套用“规模较大、社会危害严重”明显不当，将罚款变更为1万元。被纠错后，义乌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召开专题培训班以案释法，“此后我们再也没有收到过类似的复议申请”。

　　2025年，浙江新收行政复议申请5.29万件，复议诉讼比达3.6，再创历史新高，90%以上的行政复议申请在复议环节定分止争，行政复议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作用日益突出。

　　监督还要靠制度。浙江率先探索“政企协同、多方联动”的执法监督机制：舟山设立13个基层监督点，温州设立195家涉企执法监督联系点......浙江还推进与人大、监察机关的协同监督，已完成对32家执法单位的系统巡察，发出执法监督通知书23份，反馈问题与建议80余条。

　　从“民告官”到行政复议，再到日渐完善的执法监督体系，每一项行政行为，都可以被质疑、被纠错、被追责。在这每一次的回望中，行政权力的边界得到厘清，前行的方向得到校准。

　　从“平视对话”

　　到“办不成事窗口”

　　在杭州生活近十年的徐女士，如今已养成了一个习惯：办事前先打开“浙里办”。“最近想转户口，本以为要回安徽老家，结果在‘浙里办’找到‘浙警在线’，线上就能申请，太方便了。”

　　从线下到线上，浙江公安喊出的口号是:“办事不求人，随时随地办。”目前，100个公安政务服务事项、49个涉企事项可在“浙警在线”上“一网通办”，全省109个公安网办中心、1263个基层所（队）实现公安业务“一窗通办”，每年惠及群众6500余万人次。

　　这样的政务服务理念，或许源于20多年前的一把椅子。

　　2003年12月30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到当时的浙江省工商局注册大厅考察。一把椅子引起了他的注意。受建筑自身设计影响，办事窗口存在内高外低的落差，坐在一样的椅子上，办事人员要站起来才能与工作人员交流。“能不能想办法改改？”他问。很快，工作人员的椅子被调低了20厘米，实现了窗口内外的“平视对话”。

　　这个细节释放了一个清晰的信号：政务服务，不该“高高在上”。

　　2016年底，浙江启动“最多跑一次”改革。从群众最渴望解决、最难办的事情上改起，这是浙江推进改革的出发点。

　　今年3月15日下午，网友小叶到建德行政服务中心公安窗口办理业务。临近下班，工作人员和保安大叔依然热情引导，还帮他打印忘记准备的材料，不到10分钟就办完了事。办理过程中，小叶无意间看到一个特殊的窗口——“办不成事专窗”，顺手拍下照片发到网上。评论区瞬间热闹起来：“阿浙，就没有我办不了的事。”

　　有事，可以在一个窗口一次性解决；办不了的事，有人兜底，跨部门、跨层级帮你解决。从“平视对话”到“办不成事窗口”，法治政府的温度，就在这些细节中悄然显现。

　　回望法治浙江建设的来时路，法治政府正化为可触可感的现实——

　　它是富阳那本被“晒”出来的权力清单，是政府法律顾问和法审员守护的基层法治底线，是“综合查一次”的高效与便捷，是义乌行政复议局里详细标注的申请指南，是“浙里办”上清晰的办事流程，是“办不成事窗口”前工作人员的微笑……

　　它更是之江大地对法治信仰的深情回响，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把便利还给百姓、把公平正义种进每个人心中的浙江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