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高敏

　　“法治同开放相伴而行，对外开放向前推进一步，涉外法治建设就要跟进一步。”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涉外法治建设的重要论述，也是浙江作为开放大省、外贸大省、侨务大省的使命担当。

　　多年来，浙江始终将涉外法治摆在突出位置，将其纳入法治建设总体布局，坚持统筹国内法治与涉外法治，从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环节实行改革，一体谋划、一体部署、一体推进，走出了一条从“被动应对”到“主动建构”、从“单点突破”到“系统集成”的特色发展之路。

　　这条路上，凝聚着习近平总书记对浙江的殷殷嘱托——“要在激烈的国际较量中提高竞争力，就必须努力建设‘法治浙江’，使法治成为增强综合竞争软实力的一个重要方面”。

　　这条路上，涌动着法治护航“地瓜经济”的澎湃力量——当浙商的藤蔓延伸至全球每个角落，法治，让“走出去”的企业更有底气，让“引进来”的外商更加安心。

　　这条路上，昭示着以高水平法治护航高能级开放强省的未来图景——站在法治浙江建设20年的新起点上，浙江将继续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在制度型开放中先行先试，在数字赋能中提质增效，在人才培养中厚植根基，努力让法治成为浙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省域先行的核心竞争力，为我国涉外法治建设贡献更多的浙江经验与浙江智慧。 （下转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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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顶层设计：从“破冰者”到“领航者”

　　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而浙江作为外贸大省，率先感受到国际规则带来的深刻冲击与变革机遇。

　　彼时的浙江，块状经济特征鲜明，外向型企业高度集中，紧固件、纺织、茶叶等产业集群深度嵌入全球产业链。然而，当反倾销、反补贴调查接踵而至，许多企业发现自己在国际规则的博弈中手足无措。这一时期，浙江涉外法治建设的核心任务是“补课”——弥补企业应对国际规则的能力欠缺、填补地方涉外法治的制度空白。

　　在缺乏地方先例可循的情况下，浙江省委、省政府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开始寻求“破冰之路”，探索建立应对国际经贸摩擦的制度框架。

　　2002年，浙江在全国率先成立贸易救济调查局，标志着地方政府开始系统性介入涉外经贸法治事务。2007年，省商务厅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首次在块状经济集聚的地区布局20个预警示范点，确保风险信号“早发现、早预警、早准备”。

　　每个预警点就像一位敏锐的“哨兵”，实时监测着国际经贸动态、政策变化，在独个企业势单力薄的情况下，发挥起跨行业协调作用，为企业解决实际困难。

　　嘉兴是紧固件产业重要集聚区，欧盟是产业出口的重要市场。在欧盟对华螺丝和螺栓反倾销案中，嘉兴市先后成立了紧固件、箱包、涤纶丝等15个对外贸易预警点，协同企业和政府部门，推动案件成为我国在世贸组织框架下的“胜诉第一案”，为行业突破国际市场壁垒、争取公平竞争环境打下了基础。

　　“贸易救济不仅是维护国家产业安全的重要手段，更是企业抵御贸易风险、守护海外市场的‘生命线’。”浙江省商务厅贸易救济调查局相关负责人这样说道。2025年，浙江遭遇贸易摩擦案件超200起，涉案金额超百亿美元，全省推动50余起贸易摩擦案件实现无措施结案、终止调查等胜诉结果。

　　相比20年前，当前浙江面临的贸易摩擦形势更为严峻：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市场多重挤压，企业遭遇的贸易壁垒更趋多元、严苛，“单点突破”已不足以应对日益复杂的国际形势，“系统集成”的时代要求呼之欲出。

　　在省级层面，浙江系统推进涉外法治制度创新。2024年，省委依法治省办研究制定《浙江省加快推进涉外法治工作体系和能力建设实施方案》，持续深化涉外法治体系改革，在涉外立法、执法、司法、守法、法律服务和法治人才培养等方面全链条发力，推动构建涉外法治大协同格局。

　　在地方层面，各地更是因地制宜开展探索实践——

　　杭州建设集咨询、公证、法律风险防范、仲裁等服务于一体的涉外企业法治服务中心；宁波创设“域外高发法律风险查询提示集成”应用；温州打造多跨协同贸易救济全流程闭环应对体系……这些各具特色的“实招”，共同构成了浙江涉外法治建设的基层实践图景。

　　东方智慧：国际争端下的“最优解”

　　进入2010年后，随着多项国家战略先后落地，浙江成为国家对外开放的重要试验田。

　　在“世界小商品之都”义乌，每天有数以万计的外商往来穿梭，贸易网络辐射全球。贸易繁荣的背后，因质量、货款、物流引发的摩擦也不时发生。

　　2013年，全国首个涉外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应运而生。“我们中国讲究以和为贵，和气生财。调解好了，大家以后还能继续合作。”义乌市涉外纠纷调委会（简称外调委）主任丁王芳道出秘诀——这份“和气”，就藏在“以外调外”的创新之中。

　　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两兄弟，因拖欠68万余元货款，差点被商户郑女士告上法庭。“案子涉及外商，如果走审判程序，光送达的流程就要比普通的国内民商事案件长很多。”义乌法院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外籍调解员米卡及时介入此案。他了解得知，原来两兄弟并非故意拖延，只因其他客户没有及时付款，才出现了周转问题。“眼下，拿到货款才是最重要的。”在米卡的沟通下，郑女士很快同意了分期付款的和解方案，并由法院进行了司法确认，纠纷迎刃而解。

　　经过十多年的发展，这支调解员队伍已愈来愈壮大：来自15个国家的20名外籍调解员和22名义乌本地商会协会的中国调解员并肩作战，语言覆盖全球九大语系。2023年，义乌市“以外调外”涉外解纷工作法入选全国“枫桥式工作法”，成为极具浙江辨识度的涉外法治标志性成果。

　　如果说义乌“以外调外”是基层智慧的绽放，那么全省贸促系统商事调解的20年耕耘，则是浙江涉外商事调解从“点”到“面”的制度跨越。

　　2010年，省贸促会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全省率先启动诉调衔接工作，开创了诉讼与调解有机衔接的先河。

　　当前，全省贸促系统已构建“1（省级中心）+13（11个市级中心+2个县级中心）+N（基层站点）”全域调解服务体系，设立129家国内调解联络点与11家海外联络点，实现设区市调解组织、诉调对接、云平台入驻三个“全覆盖”。2020年以来，全省贸促系统累计受理案件近6000件，争议金额超60亿元，其中涉外案件占比超四成，覆盖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在司法层面，浙江法院系统着力将调解这一“东方经验”融入涉外纠纷化解全过程。

　　宁波中级人民法院院长、一级高级法官杜前担任审判长主审的一起涉跨境大宗商品贸易背靠背信用证委托合同纠纷案件，横跨印度尼西亚、新加坡、中国香港及内地等多个法域。合议庭通过多轮释法析理，促成各方当事人消除分歧，当庭达成调解协议，彰显出浙江法院化解国际纷争的智慧与担当。

　　为更加优质、高效、低成本化解纠纷，浙江法院还打造升级“国际商事调解云平台”3.0版，汇聚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香港国际调解中心等90余家境内外调解机构、1500余位中外调解员，累计先行调解成功1.4万余件纠纷。

　　浙江涉外商事调解的实践探索，为国家层面商事调解制度的构建提供了鲜活的基层样本。

　　2026年1月6日，国务院正式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事调解条例》，条例将于2026年5月1日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商事调解活动的行政法规。它的出台，正是对全国商事调解实践的系统总结与法治升华。而浙江的先行探索，为这部行政法规的诞生提供了有力的理论和实践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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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则之治：司法之盾护航开放之舟

　　伴随着国际贸易的日益活跃，涉外审判是中国法治面向世界的“国际窗口”，每一起案件的审理，都关乎国家司法形象与国际公信力。

　　浙江法院系统深入实施涉外商事海事审判精品战略，2025年，全省法院审结涉外涉港澳台商事海事案件9282件，148个国家和地区的域外当事人主动选择到浙江法院开展诉讼。

　　主动选择的背后，是对浙江法院持续输出稳定、可预期的高质量涉外司法裁判的信任与认可。

　　2022年9月，一艘巴拿马籍油轮与利比里亚籍油轮在海上发生碰撞，双方主张的损失近1亿元，涉及美元、欧元等6个结算币种，5个国家都具有管辖权，双方当事人却共同选择由宁波海事法院审理。

　　“既然选择宁波海事法院管辖，当然要适用中国法律。”当事人当庭明确表态。这一选择源于对浙江海事司法和中国海事海商法律体系的充分信任，充分彰显了浙江乃至中国海事司法日益提升的国际公信力。一审判决后，双方服判息诉，被告主动全款履行。该案入选最高人民法院首批海事审判专题指导性案例。

　　2023年3月，杭州、宁波国际商事法庭相继挂牌运行，开启了浙江涉外审判专业化发展的新篇章。

　　“外国股东，能提起代表诉讼，在中国法庭上主张权利吗？”在S某会社诉杭州某公司确认担保无效案中，S某会社代理人发出过这样的疑问。杭州国际商事法庭审理认为，外国股东具备派生诉讼资格，这是法律赋予的权利，成功化解S某会社在华投资公司被掏空资产的风险。庭后，代理人由衷表示：“中国法院的司法态度提升了我们在中国投资的信心。”

　　随着浙江外贸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新型商事活动的不断涌现，仲裁成为越来越多涉外当事人的选择。

　　“对外国法院判决和外国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是衡量一国司法开放度的重要标尺。”浙江省高院民四庭庭长徐向红介绍，浙江法院严格遵循《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及相关国内法，平等保护各方权益，善意履行国际义务，致力打造“仲裁友好型”司法环境。

　　2024年4月，杭州国际仲裁院揭牌运行，成为浙江首家国际仲裁院。通过选聘多国别、多法域、通晓国际经贸规则的涉外法律专家加入仲裁员队伍，杭州国际仲裁院目前共有能够审理涉外仲裁案件的仲裁员超300名，可以使用16种语言进行仲裁工作。

　　在国际法治舞台上，浙江正以司法为笔、以规则为墨，书写着从“规则适应者”向“规则参与者”跨越的生动篇章，自信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独特优越性与改革成果——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网站案例库中，浙江法院入选10件典型案例，涉及国际条约适用、仲裁司法审查等多个专业领域。

　　杭州互联网法院打造的跨境数字贸易司法解纷平台，入选2024年世界互联网大会跨境电商实践案例集。

　　《联合国船舶司法出售国际效力公约》（又称《北京船舶司法出售公约》）在京签署，浙江法院选派资深法官参与起草和签约。这一首个以中国城市命名的国际海事公约，成功填补了现行国际公约关于船舶司法出售国际效力问题的立法空白。

　　2025年，在杭州举办的第四届数字贸易法治论坛聚焦“全球数字贸易规则的制订与中国贡献”，汇聚全球代表。

　　同年4月，浙江法院高标准承办第二十次上合组织成员国最高法院院长会议，为世界近距离观察法治浙江建设提供了重要窗口。

　　制度引领：构建“全生命周期”法律服务体系

　　随着浙江企业扬帆出海的步伐加快，一些企业因种种原因，面临一出海就“触礁”的困境，关税战、贸易战就像接踵而至的风浪，让企业在颠簸中充满了不确定性。

　　宁波某塑胶公司负责人黄先生对此深有感触。此前，他的心情如同坐过山车——2020年，正处于业务上升期的公司突然收到来自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TC）调查通知，原因是美国Clearly Clean Products公司指控其侵犯专利权，要求发布排除令。

　　“当时我们都懵了！”面对数百万美元的高额应诉律师费，因当时对国际规则的不熟悉，黄先生和公司做出了一个后来看起来极其被动的决定：缺席不应诉。

　　这一“躲”，却差点让企业“死”去。“如果放弃，就意味着我们之前所有的技术研发都白费了。”黄先生回忆道。

　　在宁波市司法局的指导下，有着丰富经验的北京大成（宁波）律所组成了一支跨洋维权“梦之队”，精准运用美国关税法及ITC程序规则向美方提出撤销337调查禁止令，获得美国最高法院的终局支持。这场历时五年的中美知识产权“拉锯战”终于落下帷幕，该案也实现了浙江此类案件“零的突破”。

　　随着“走出去”的企业越来越多，涉外法律服务需求度日益增长。浙江敏锐地捕捉到企业需求，构建起“全生命周期”涉外法律服务体系。

　　2025年11月，浙江省浙商涉外法律服务中心正式运行。这个由省司法厅主管、省律师协会发起的公益性专业服务机构，联动境内外近400个服务支点，覆盖全球94个国家、125个主要城市。它将律师、公证、仲裁、调解、司法鉴定等资源整合在一起，为企业提供“一站式”涉外法律服务，让黄先生这样的企业家不再“单打独斗”。

　　“地瓜”藤蔓长到哪，法治服务就跟到哪。浙江不仅在本土筑起法治高地，更将服务触角伸向海外，引导法律服务机构在境外设立分支机构，多家律师事务所与境外律师事务所建立业务协作。省委统战部“浙侨全球通”平台在12个国家19个城市建立22个联络点。浙江21家公证机构列入司法部、外交部海外远程视频公证试点，累计减少海外侨胞跑腿近万次。

　　浙江持续开展“浙”里有“援”外经贸法律服务月活动，16年来累计为全省3万多家企业提供了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两反一保”案件法律建议和指导。正如一位浙商所言：“以前遇到海外法律问题，感觉像在黑暗里走路。如今，出发前就能拿到‘手电筒和地图’。”

　　体系的运转，核心还在于人。

　　浙江完善以实践为导向的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机制，分别建成国家级、省级涉外法治人才协同培养创新基地2家、14家，遴选确定首批省级涉外法治人才库成员165人，通过安排涉外企业法务与涉外法治实务部门工作人员同堂培训等形式，培养了一批优秀的涉外法治人才。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从战略全局高度重视对外开放工作，强调“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并指出“越开放越要重视安全，越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浙江的实践正是这一重要论述的生动注脚——在法治的护航下，浙商的“地瓜”藤蔓必将越伸越远，根系越扎越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