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首席记者 陈佳妮 通讯员 丁祎 赵启明

　　记者：省委刚召开了更高水平法治浙江建设推进会，会议强调要“让社会公平正义更加可感可及”。我们注意到，长兴公安将“法治润警”作为“一号工程”，这背后藏着怎样的深意？

　　朱海金：这次省委推进会，对我们基层公安机关而言，既是“路线图”，更是“动员令”。公平正义不是挂在墙上的标语，而是体现在每一起警情处置、每一起案件办理中。

　　法治公安建设的核心，在于提升全警对法治的认同感与信仰感。以前有人说“摆平就是水平”，但我们追求的是从“案结事了”向“案结心了”跨越。2024年年初，我们组织全警观看电影《第二十条》，影片中那句“我们办的不是案子，是别人的人生”，就像一记重锤敲在心上。法治不应是冰冷的逻辑，而应是天理、国法、人情的统一。为此，我们把“法治润警”上升为统领全局的“一号工程”，不仅通过观影、研讨让思想得到洗礼，更注重用程序性的规定约束执法细节。例如，我们出台了《接处警操作指引》《强制传唤“双警”规定》等，让民警每一步操作都有章可循。通过将执法流程拆解为可操作的“标准件”，我们让法治有了具体抓手，也让公平正义在每一次执法中变得可感可及。

　　记者：大家都知道，基层派出所每天面对最多的就是各类矛盾纠纷。推进会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全面推进矛盾纠纷预防化解法治化。长兴公安在基层矛盾化解方面，探索出了怎样的实践路径？

　　朱海金：矛盾纠纷是基层最大的“风险源”，也是检验“枫桥经验”的试金石。我们常说“矛盾不上交”，前提是“矛盾要发现得了、化解得掉”。为此，我们探索形成“1234”矛盾风险协同共治标准件，就是用过程的确定性去应对风险的不确定性。

　　“1”是一个专班来统筹。矛盾风险处置以前是“九龙治水”，现在我们在综治中心开了个“联合诊所”，由政法委书记和公安局长任双组长，各部门实体入驻，依法各司其职，变单打独斗为协同作战。“2”是二次研判评风险。矛盾来了先过系统和人工这两遍筛子。就像看病先拍CT，看清来龙去脉，再给风险分出ABC三个等级，为后续依法处置打准前站。“3”是三级书记抓包案。最危险的A类高风险矛盾，直接交给乡镇书记当“主刀医生”，24小时包案负责，什么时候事了心解、什么时候才能收工，用法律的刚性把责任牢牢铆住。“4”是四个环节堵源头。处置时就像拧紧法治安全阀：现场该带回的带回，查明“病根”；处置时递进式依法干预，该告诫的告诫、该拘留的拘留、该发人身保护令的坚决发；管控中动态管、精准控，绝不姑息。每一步都在法治轨道上，扎扎实实把风险源头关进笼子。

　　这套机制运行以来，效果非常直接：全县高风险矛盾重复报警率下降近80%，命案发案数降至历史最低。

　　记者：做好基层治理，离不开扎实的社区警务根基。我们注意到，长兴公安将社区警务也定位为“一号工程”，在这方面是如何让警力真正“沉下去、扎下根”的？

　　朱海金：基层基础这亩“责任田”，核心耕耘者是社区民警。推进会上有一句话让我印象很深，“让法治成为全民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怎么让它落地？我认为，社区民警就是最直接的“播种者”。全县四成多警力压在基层，但光有下沉的人数不够，还得有扎根的心气，更要有润物无声的本事。为此我们做了三件事。第一，给身份。所有社区民警兼任村社副书记，从“局外人”变成“家里人”，让群众觉得这是咱自己人。第二，练本事。每季度搞社区警务大比武，不比虚的，就考“人头熟不熟、法规懂不懂、办法多不多”。第三，给舞台。鼓励“一所一品”，像虹桥的“枫桥式”社区警务、李家巷的“铁娘子调解队”、煤山的“老兵义警”，都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品牌，也涌现出了以全国公安系统二级英雄模范沈云如为代表的扎根基层的先进典型。特别是在未成年人保护上，我们在全市率先建起县镇村三级护航体系，用预警模型把对孩子的守护前移到街角巷口。

　　下一步，我们要让每位社区民警都成为“行走的法治窗口”——脚步走到哪里，法治的种子就播到哪里，信任的根基就扎到哪里。正如推进会所要求的，“让法治成为全民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